在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有一个非常闻名的称呼：“垮掉的一代”，他们消解责任，无视集体，反对理性，纵情声色。近年来，在中国有一种声调时起时伏，“80后”也是“垮掉的一代”，他们在传统的目光中显得另类而张扬，崇尚以自我为中心，不喜欢循规蹈矩，凡事持怀疑态度，反叛传统价值观。
“我要用自己的行动证实。‘80后’并非利己的一代、垮掉的一代，‘80后’的一代是值得信赖的！”高明是这样说的，事实证明，他也是这样做的。
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指出：每个年代的人，当他们开始在时代舞台上崭露头角时，总是备受重视。高明的经历，官方高层关注，媒体广泛报道，社会各界热议。因此，高明会成为一个符号，而这个符号所蕴涵的深意，给“80后”青年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与“个性特征”。
就时代印记而言，以高明为代表的“80后”青年，他们成长在中国经济建设速度最快、社会结构转型最为激烈、科学技术发展最为迅速、人们思想观念最为解放、价值观也最为多元化的时期。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洪流，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以及全球化、信息化浪潮，构成了他们成长与发展的社会大背景。视野开阔、个性张扬、追求功利、自我中心、价值多元、享乐主义、叛逆孤傲等成为他们的代名词。
就个性特征而言，“男儿意气，无关富贵”，这一用语更趋向于个人价值的显现和选择，主张个性独立、自我选择、自我实现。无关富贵，则把高明参军非功利性表达得简约而完美。
在常人看来，休学参军，这是一个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选择，延误学业，耽误挣钱，一个字：傻！然而，高明的回答似乎平淡无奇：“只是想来”。
于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人习惯于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认识和思考问题，诸如“雷锋很傻”、“张华救老农不值”，现在又有人提出“高明休学参军划不来”，更有甚者，竟然提出“高明参军，没有功利性，除非他有病”等怪论。
其实，高明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性。
从环境因素来看，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改变人。高明就读北大，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文化氛围，给高明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北大人一贯的光荣传统。高明说：“北大自建校之始，兴亡感与责任意识便成为一种自觉而内在的承担，这种兴亡感与责任意识促使每一名北大学子奋进。”正是这种意识让他选择了做一名义务兵。他丰富的知识、活跃的思维，还有大学生特有的朝气，给部队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管理工作、官兵关系等带来了全新的活力。
同时，部队生活也历练了高明。他说，自己经常被周围的士兵和干部感染着，使自己比入伍前有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体能、意志、作风纪律、集体观念、效率意识等方面受到了很大锻炼”。
从自身因素来看，高明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北大、二炮部队等外在环境因素的熏陶、培养和激励有关，但更与高明自身内在素质分不开，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高明从小失去父亲，家境不好，使他与其他“80后”青年相比，增加了一层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面对传统价值，高明有反叛的一面，对部队各种教育方式提出质疑和主张。而在世俗价值面前，他淡泊名利，“保持一颗平常心”。正如他身边的同学们评说的，“高明不是一般的‘80后’”。
高明有着浓重的英雄主义情结和理想主义，张扬而不狂妄，淡泊而不失志，并且勇于为自己的理想努力奋斗。正是这些看似矛盾而又统一的个性特征，让我们从高明身上看到了一个正在成长的真实“80后”群体，而少了一些政治背景和高深理论。
由此，透视“高明现象”，我们认为，在一个思想解放和多元文化的时代里，以高明为代表的“80后”不是垮掉的一代，反而正逐渐走上时代的大舞台，走向前台，以责无旁贷的勇气和能力，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进步默默努力，不懈追求！
我们有些人喜欢以功利的角度和灰色的眼光来看待社会运行，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其实，高明是先进典型中的平凡形象，“我只是一个媒介”，希望“诉说自己的体悟，让愿意参军的大学生们了解这条道路”。但是，他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北大和二炮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确实难能可贵，这是我们从高明事迹中获得的最重要启示。如果我们每个青年都能在不同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在个人价值实现上找到与时代主旋律的契合点，那么，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就大有希望。
未来属于青年，这是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那些经历过怀疑、探寻和思考的“80后”青年，将会最终走向成熟，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栋梁。
(作者王树荫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卢少求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