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原顶峰学校门口，熊泽民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今年9月9日，湘潭市湘潭县石鼓镇的顶峰山雨雾濛濛，山顶上的顶峰学校老师熊泽民在给学生上“最后一课”。
熊老师有些紧张。他连写了几十年的板书都写不好了，在一旁的镇联校负责人赶紧从他手中接过粉笔，由熊老师口授方才在黑板上写了这“最后一课”的内容：植物妈妈有办法，蒲公英、苍耳、豌豆。
听课的学生只有5个，熊老师非常认真地用带有严重的湘潭口音的普通话先带他们朗读了几遍，然后开始讲解这3种植物的作用和喻意：蒲公英成熟后就会随风飘荡，将花和粉撒向人间……
这“最后一课”上了大约一刻钟。“今年暑假后，顶峰学校已经改作它用，同学们在8月31日已经到山下的学校去读书了。这个事情虽然早已说了一两年，但具体的决定是在我休暑假时才知道的。要是早知道，我这最后一课会上得更认真的，今天所讲的‘最后一课’虽然是象征性的，但同学们却很认真，谢谢同学们对我的配合……”熊老师抹掉脸上的汗珠，向他的学生说了最后一番话：“同学们要到条件更加好的学校去上学了，我作为你们的老师只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就像在我们顶峰学校读书时一样认真，年年联考进入前列。”
“顶峰学校终于不再有了，我在这里连续教了19年书，如果把两年的代课老师算在一起，就有21个年头了。这21年来，我看着这所学校几起几落，特别有感情，可就这样关了。”下课后，熊老师难抑制激动的心情，他重重地叹一口气，只身走进了茫茫大雾中。
顶峰村女村支书吴成英介绍，该村位于湘潭县西北与双峰县交界处，是一个只有80多户、近300人的小村庄。方圆十公里群山环抱，平均海拔700多米。当年，沾曾国藩的光，该村的祖辈们告别了羊肠小道，爬着曾国藩回乡时修的石阶路，一代一代背着柴米油盐登上山。十多年前，修通了一条4公里长的简易公路，挂于悬崖峭壁之上，连通着山外的世界。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村民家庭经济条件都很拮据，为了改变命运，有些孩子通过努力学习考到了山外的学校，还有些劳动能力强壮的年轻人也都外出打工，在外面安家了。留在村里的基本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人和正在上学的孩子。“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为了解决村里孩子们读书的问题，办起了这所学校。”
“我有时也会很烦，有时我的眼泪水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来”
条件非常艰苦的顶峰学校一直以来很难得留住老师。1973年，刚刚20出头的熊泽民作为村里惟一的高中生，当上了顶峰学校的代课教师。因勤奋好学，爱岗敬业，熊泽民很快被作为数学骨干老师从顶峰学校调往当时的乡中心小学任教。1982年，因教育布局调整，顶峰学校初中班被撤销，5名教师纷纷调离，20多个渴望求学的孩子面临失学。1988年，因顶峰学校缺教师，熊老师又调回了“顶峰”，不久，该校就留下了他和妻子两个老师。
“后来，我也经常向领导反映不想在这里教书了，甚至发脾气要求把我们夫妻调到山下去。但领导给我做工作说你是党员、又是镇里的优秀教师，你不在顶峰学校教书去哪里教书？我只好继续留了下来。我知道，领导那样给我说是看穿了我对山里的孩子有感情，假设我真的下山了，这些孩子就会失学。”熊泽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在他看来，更多的是因为孩子自己才留下来的。“主要是山村的教育没有搞起来，顶峰村也没有别的老师，除了我和我的妻子，如果我们不在这里教书，这里就找不到老师，所以就坚持下来了。”
进入新世纪后，顶峰学校不但没了初中班，而且连小学班级都不能够满员了，妻子也调到山下的学校，只剩下熊泽民一个老师了。“靠我一个人是教不了小学6个年级的，只好办4个年级，再后来就只剩下3个年级。到了2006年，在学校里读书的孩子就只有二年级2个、三年级4个共6个孩子了。我既是校长、老师，还是孩子们的‘保姆’。”
熊老师认认真真给这6个学生上课。“我既教语文又教数学，还要教自然等其他课程。但教这些还没什么问题，要是碰了上音乐、美术以及体育课我就没办法了，我从小就唱不好歌，孩子们唱的歌要比我教的好得多。”与此同时，熊泽民把6个孩子集中在一个教室上课。“为了方便教学，我先讲三年级的课，讲完后再讲二年级的。这样就能够使三年级的学生重新温习一下二年级的学习内容……如果先讲二年级的课，三年级的学生就做作业，彼此这样轮流，学生也习惯了这样的教学模式，都非常自觉，成绩也很优异。”
天天面对几个孩子，年复一年翻来覆去地讲差不多的内容，“我有时候也会很烦，特别是当孩子不懂事的时候，我就心情不愉快，恨不得不想给他们上课了。”熊老师说，毕竟都是不到10岁的孩子，他们不听话的时候，“我打又打不得，骂也骂不得。平时就连找个诉下心中苦闷的人都没有，当我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只能一个人静静地在办公室坐一会儿。说句不好听的话，有时我的眼泪水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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