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贫困大学生在助学金领取仪式上签字
新学期即将开学，这几天，郑超豪格外繁忙。
作为浙江省瑞安市一个助学基金会的理事长，从8月17日开始，郑超豪与他的同事经常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到贫困高考生家中走访，了解其家庭经济状况，然后决定是否发放助学金。
“瑞安市的社会助学活动搞了五六年，成绩大困惑也多。”郑超豪说，“比如，社会助学组织究竟有没有权利公布受助大学生的个人资料？能不能要求受助者依约返还助学资金？对社会助学事业，国家能不能通过立法给予更多鼓励？”
一问：能不能公布受助学生家境
林晓宇的命运因社会助学而改变。
2001年高考，瑞安市学生林晓宇考了684分高分。但是，面对每年上万元的高昂学费，这位农村孩子犯愁了。父母身体不好，靠爷爷奶奶种大蒜籽的微薄收入，林晓宇才勉强念到高中，现在，又该上哪儿筹集4年的学费呢？
瑞安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周锦文了解到林晓宇等贫困生的情况后，立即借助媒体呼吁社会援助，得到了许多爱心人士热烈响应。“结果，当年33名申请资助的贫困生全部得到了资助，高高兴兴地上了大学。”周锦文说。
“现在，林晓宇等第一批受资助的贫困生有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的，有在银行任职的，有在中学任教的，有在政府机关当公务员的。”周锦文如数家珍。
据了解，瑞安市社会助学资金原来的发放程序是：委托市教育局向学校下放申请贫困资助表格，学校与学生住地村居、乡镇政府证明盖印，市红十字会、市教育局、市扶贫办等5家联合主办单位审核后发放。
“应该说，领取资助的绝大部分是贫困生，但我们也接到不少举报，一些家庭富裕的学生抱着不拿白不拿的心态，冒充贫困生骗取了助学资金。”瑞安市红十字会秘书长钱俊友说，“为了保证公平、公正，从2004年开始，我们每年都将资助贫困生上大学情况在报纸上进行公示，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以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助学活动。”
记者看到，瑞安市资助贫困生上大学公示表共分八方面内容：受助学生姓名、性别、家庭住址、高考分数、毕业学校、录取批次、录取院校、家庭情况。“对这种公示方式，个别学生接受不了。”钱俊友说，“去年，陶山镇一名男生表格都填好了，听说要在报纸上公布，马上表示不要这笔资助了。”
8月27日，问起对公示的看法，一名受助贫困生的眼眶立刻红了。记者看到，有关这名女生的家庭情况，报纸上是这样写的：父亲患白血病去世，医病欠债30多万元，母亲患精神病，靠姐姐500元打工收入维持家庭生计。这名女生低着头说：“叔叔，要不是家里真的困难，我是不会要这笔资助的。把这些隐私都公开了，今后，我还怎么面对同学呢？”
“我们也知道公布受助学生个人资料这种做法不是很好。”瑞安市副市长、红十字会会长林济晚说，“但不公示，保证不了公正；公示了，又有可能侵犯受助学生的隐私，甚至可能招致法律纠纷。我们现在是进退两难。希望尽快制定这方面的规章政策，对社会资助贫困生上大学行为进行全面规范。”
二问：能不能要求返还助学金
同时身为瑞安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超豪，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干起慈善事业来有板有眼，他曾发起成立了瑞安市红十字会华峰诚志助学基金会。
与瑞安市以往的社会助学有所不同，华峰诚志助学基金会不通过报纸对受助对象进行公示，而是以逐一走访学生家庭的方式，来了解核实贫困学生的家庭真实情况。每位受助的学生还得与基金会签订一份承诺书，助学金不计利息、无需抵押，但应于约定时间内返还，用于继续帮助其他贫困生上学。
记者看到，这份承诺书上写着，基金会将建立受助人的相关档案，受助人应于每学期末向基金会提供成才信息卡。受助人完成学业后，有经济偿还能力时，应于受助之日起8年内分期返还助学金；如有特殊情况不能返还的，应及时办理延长返还手续。按照约定，如果受助人出现诚信缺失，基金会有权终止助学，有权向用人单位提供受助人的诚信信息。
“我更愿意接受有条件的助学。”吉林妇幼学院的瑞安籍学生孙莉莉在承诺书上签完字对记者说，“过去拿助学金，总有种欠别人的、不劳而获的感觉，心里怎么也不踏实。签了承诺，我一下子感到有了一种责任感，鞭策自己回学校后要好好学习，争取早日成才、回报社会。”
也有学生对这种做法有抵触。来自曹村镇的郭氏姐弟犹豫再三，还是离去了。姐姐说：“这就是变相的借款合同嘛。助学要还款，这与助学贷款有什么区别啊？按照我家经济条件，即使我与弟弟参加工作后，也还不了这笔款。到时候，如果基金会把资料寄到单位，或把我们告上法庭，我们就惨了。”
温州市委党校副教授陈中权说，200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受助对象在还款方面没有规定，返还助学金于法无据。爱心如果用一种契约的方式来传递，有可能使其本真的意义难以表达，受助人在心理上、情感上附带上道德的负担，救助也俨然成了有条件的施舍，无法让受助人受助后滋生感恩情怀，使爱心基金“推己及人、薪火相传”的社会美德难以传扬。
目前，已有100名学生与华峰诚志助学基金会签订了承诺书，接受了5000元至20000元不等的助学资助。“但说实在的，这份承诺书是不是民法意义上的契约，要求受助学生返还受助款究竟合不合理、合不合法，我们心里也没谱。”郑超豪说，“尽管学生现在有承诺，但八年之后，如果我们真把不守信学生的有关资料寄往用人单位，到时会不会侵犯受助学生的权利，会不会引发民事诉讼呢？”
三问：能不能通过立法给予更多鼓励
“今年，瑞安市各界共为418名贫困学生提供了助学资金。”周锦文介绍说，除了市红十字会与华峰诚志助学基金会助学203名，还有市扶贫办结对助学104名、市慈善总会助学43名、教育基金会助学50名、企业助学12名，退休教师助学6名。
“飞云江畔的瑞安被誉为东南小邹鲁，有宋以来，学人蔚起，书声比户，人才辈出。瑞安人向来深明大义、乐善好施。”陈中权分析认为，在直接助学方面，瑞安市的企业、市民之所以积极性不高，与我国慈善方面法律相对滞后可能不无关联。
陈中权介绍说，根据现行税收政策规定，目前除对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红十字总会等机构的捐赠实行全额免税外，对其他机构的捐赠，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也就是说，企业捐赠款物的金额如果超过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12%，超额部分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陈中权说，在现有的法律条款下，除去上税和再投资，企业只能抱着完全无回报的心态去从事助学等慈善捐赠活动。
“个人慈善捐款也是手续繁琐。”陈中权说，他曾向慈善总会捐赠500元钱，之后，经过了十几道程序、历时两个多月才拿到了当月免税50元的证明，饱尝了为个人慈善申请免税的复杂程序。除了免税问题外，其他诸如慈善机构体制和管理落后，社会捐助机制不完善，渠道不畅通，捐助信息欠透明等问题同样明显。
周锦文说，能否用法律激励责任，变防范为鼓励，使包括社会助学在内的慈善事业获得更多人的认可、理解与积极参与，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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