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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在重复已成历史也半是传说的那些事。人的命运那沉甸甸的石头，时常让我们忘掉草草收场的一生和对失败坚定不移的追逐，直到看不见自己是浑身披挂着走过去。
不久前，巴黎古董市场抛出一套十四册的手记，估价15000欧元，最后以85000欧元成交。作者不是大作家，而是职业刽子手阿纳多尔·戴布雷。他一生砍掉395颗人头，与众不同的是，他洗完手回家，把行刑的细节记下来，从小爱文墨的他，因为是刽子手的儿子便只能在断头台边了此一生。
有多少职业是要到故纸堆里翻出几片纸，才让人猛醒，那些名头下捆绑了多少双身不由己的手，来无踪去无影。
很少有人还记得最后一颗人头是几时砍下的，这个连送进嘴里的食物都必经几道精致器皿的民族，对社会正义与这架刑具之间那些事忘得比谁都快。那念头掠过都会掀动半身寒毛的终极场景，并不需要往遥远的地方追，它近得令人难以置信。那是1977年9月10日凌晨4点40分，在马赛博梅特监狱的院子里。谁能想到嬉皮士唱博爱唱到世界尽头的年月，自家后院里却照样血淋淋地斩掉人头。几秒钟的时间，残杀情妇的阿米达·迪扬杜比的头，就滚落在地。人只在死的速度里，体验生之漫长。那天刑具收起后，便再也没有机会露面。迪扬杜比不是最后一个杀人凶手，但却是最后一个上断头台的人。自此又有一门手艺“失传”了。其实这是最古老的职业，有人的地方必有刽子手。
法国大革命前，刽子手算不上职业，因为操此营生被视为介于人与鬼之间的另一种生物。这个民族将人分等的精细无人能比，找不到合适的层次，另创一个也绝不含糊。但人头鬼面的另一种生物却没有一个政权不需要。那时候，行刑人的手艺也是各式各样，比如贵族的头是用剑砍的，平民则只可受用绞刑、火刑和车轮刑。其中火刑是信仰动摇的人之“专利”，思想不坚定让你死都留不下一把骨头。这么个处理人的细节，至少让人明白隔绝古今的这二百年，为什么不足以根绝顽症。人在死面前各有各的资格，你就看这动物多么的无可救药！大革命后一度头脑发热提倡人人平等，刽子手从此有了公民权，手艺的花头也被去掉。因为有一个人道的医生纪尧丹，认为吊死可能弥留的时间很长，而用刀砍头往往一下不解决问题，只有瞬间结束的死才能保证人的尊严底线。于是1791年立法院通过一条刑法：“死刑犯一律断头。”
1792年纪尧丹设计了断头台，用他的话说：“我可让你的头眨眼间就掉下来，没有痛苦。”究竟痛苦与否，知道的人永远不会说出秘密。这其实也算一个进步，不光国王庶民一个死法，而且不再需要满脸横肉的大力士，在刽子手与死刑之间从此隔着一架机器。断头台便有了一个绰号：“国民大剃刀”。后来人不断改进死刑技术，就是随着这种死要让人看得舒服的思路。敏感的族群杀人都要戴着一尘不染的丝绒手套，但恨起来却也绝不手软。
在其后近两百年间，没人推翻纪尧丹的理论。美国的电椅、日本的绞架，若比死亡速度，不如断头台。一个工作到退休的刽子手，一生可以砍掉几百个人头，每次重复同一个动作：把人脸朝下按倒，一拉机关，悬在约两米高的利刃垂直下落，眨眼尸首分家。不管每颗头颅有多么不同的故事，被砍掉的动作是千篇一律的。在这里，只有政治犯有“资格”让纳税人破费几颗子弹钱。
这些在国家机器中执行特殊使命的人，尽管有公民身份，在经济上也挤入中产阶层，但永远是异类。若查档案，刽子手之职在政府职员表上不存在，工资却是国家发的，好像这么遮盖起来，脏活便与他人无关。连行刑工具断头台都是刽子手自管，行刑时他支起来，杀完他搬走。这个行使社会正义的最终手段，政客只管通过法律让其存在，法官只管判决为其存在提供依据，唯有执行者是见不得人的。因此刽子手在法国都是父传子子传孙，婚嫁不出圈子。我后来发现很多职业都有血缘太近的嫌疑，有些是被迫的，有些是自觉的，圈子小的，人面举止都有几分重叠。我们这些被“开放”的神话灌醉半生的人，走进这个国度，被礼貌三分的外表再温炖二三年，才开始心冷，因为看见了那些无法穿越的围墙，一道比一道深。
戴布雷家族是法国最后一个刽子手“王朝”。在他们之前有桑松家族，从十七世纪操此职业，一直做到没有男性后代方止。
别看没人愿意作刽子手的女婿，他们“干活”却从来不乏看客，观刑人数一般不少于十万。群众爱看，刑场就成了戏台，刽子手是主要演员，媒体是评论员。每次行刑，动作利索、准确与否，过程快不快，都是记者津津乐道的内容。这里人做什么事都形同品尝美味，舌头尖上的感觉都先做成诗才吞咽下肚的。各报辟有专栏，谈起来就像评厨艺，因为读者食不厌精。戴布雷被列为手艺好的刽子手，一如其父。
最后一次公开行刑也并不久远——1939年，在凡尔赛。刑前断头台没装好，行刑时间就大大违背了瞬间结束的许诺。但观众趋之若鹜，还有人冲上去用手帕沾血。这个枝节让我想到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文明虽各有各的花架子，但糊涂的程度大同小异。这次“技术故障”，却让政治家开了窍，从此行刑不再公开。所以公众视野里的职业刽子手1939年后便了无踪影。“杀鸡给猴看”这种远古心理至此治愈。一个社会渐渐地就把看得见的血腥收藏起来，到一定的时候差不多人人学会了清醒者的伪善。
同年，阿纳多尔·戴布雷在赴外省行刑途中，猝死火车站。以精确动作了结他人命运的人，却也无法预知自己的终点站。要不是半个多世纪后发现他的笔记，没人意识到这是个以一己之身集中了集体意志的人。社会公正末了挤压在一双凡人的手上，其他人便都脱了干系。我们美丽的灵魂，时常沾着他人手上的血腥，一路走，一路遮掩。
如果从职业消失的角度来给社会前行号脉，这是一个社会一路抖落掉的最不“漂亮”的职业。这场与腐烂做的赛跑，人总算比他送进嘴里的东西快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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