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关系，不再享受悠闲的编辑或记者们，常常一面游走在别人的暑假里，一面感怀着自己曾经的暑假概念。本期《教育周刊》邀请了本报5位编辑和记者，讲述他们当年的暑期生活。时光流转，岁月遥遥，在此可见一斑。
为省四分钱步行半个钟去少年宫
讲述人：梁维岳 生于50年代
当时，小人书是我的最爱，学校图书馆难得有一两本漫画书出现，但很多时候会被先借走的同学拖到开学时才还。
我们的暑假生活不像现在有那么多花样。由于家里人多，经济条件一般，买玩具是太奢侈的事，我们常常自制玩具娱乐。比如把冰棒棍洗干净，做成枪的形状，就可以玩上大半天了。如果考究一些，还可以绑上橡皮筋，用小纸头揉成子弹就可以与小伙伴展开枪战了。还有一种游戏是弹棋子，其实再简单不过。就是找一块大一点的空地，两三个人分别摆好自己的棋子，相互对弹，谁先弹中对方的棋子就可以没收其棋子，成为赢家。这个游戏有点小赌博的意思，是当时男孩们热衷的游戏。说起来有些羞愧，当时我们根本就买不起象棋，我们手上的棋子都是在学校组织象棋比赛后，混水摸鱼你抓一把我抓一把而来的。
学校的图书馆平时固定每周不同时间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开放，暑假则不分年级对所有学生开放。小人书是我的最爱，学校图书馆难得有一两本漫画书出现，但很多时候会被先借走的同学拖到开学时才还。
当时广州的少年宫是免费对学生开放的。为了节省4分钱的公交车费，我每次要步行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市少年宫。里面有篮球、乒乓球等诸多项目，还有学生手工展览。暑假里，学校还会组织学生看一次看电影，五六分钱的票价是老师向家长收取的。在当时3分钱1碟斋肠粉、1分钱1碗白粥的年代，其实我宁愿选择用看电影的钱买零食。
记得上世纪60年代，父亲的工资只有约60元，因家里人多，虽然已经够资格向单位申请困难补助，但父亲却没有向单位伸手。当时许多生活用品都是定额供应，买什么都需要凭证，猪肉每人每月1斤半，1年布票是一丈三尺六，仅够做1套衣服。因为兄弟姐妹多，饭也常常不够吃，我经常是刚吃完肚子又咕咕叫了。为了公平，母亲想了个办法：称饭。每次煮好饭后，分3个等级，先用秤称1斤饭给父亲，我和哥哥还有妈妈少一些，八两，弟妹则再少一些。
由于当时物资紧缺，加上父母想节省一些费用，到附近的木材厂剥树皮当柴烧是家务劳动之一。每当星期天不用上学，我们兄妹就五六点钟起床去剥树皮，因为木材厂只有在上班前才允许剥树皮。松树皮有薄有厚，男孩都爱偷懒，挑肥拣瘦的，附近的小孩来剥树皮的很多，有时难免产生口角打斗。
虽然有暑假作业，我通常是先疯玩一星期，然后用一周时间迅速对付掉，之后再继续玩。然而，我经历的暑假生活并不多。1965年上初二时，遇上广州日报复刊，极需大批人手。由于父亲在广州日报当排字工人，招工时照顾内部员工，考虑到家庭情况，我就这样参加了工作，到广州日报当铸字工人。我当时只有15岁，个子比较高，我父母给我虚报1岁也就混过去了。直到1970年，我被组织推荐上中山大学，才又回到校园。
暑假学工学农在乌鲁木齐扩建机场
讲述人：范西斌 生于50年代
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无非是组织一些活动，监督大家写作业，比如请解放军作报告。兴趣班这个词当时还没有出现。
刚上小学时的暑假记忆要清楚一些。由于从小生活在省委大院里，暑假里机关便成立少年儿童活动之家供我们活动，由机关里新来的大学生做辅导员。机关的图书室里，大部头的书看不懂，只好翻翻《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解解闷。《欧阳海之歌》、《雷锋》类似这类题材的书也常常吸引我。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无非是组织一些活动，监督大家写作业，比如请解放军作报告。兴趣班这个词当时还没有出现。
上中学后，开始学工学农。1973年的暑假，临近初三毕业的我们被老师告知要参加乌鲁木齐机场的扩建，一听有这种集体活动大家都很高兴。当时乌鲁木齐机场只是个民用的小机场，为了备战，要把它扩建成国际机场。因为机场的跑道不够要延长，学生、军团、劳改犯纷纷加入到建设大军中来。我们初三和高中的学生负责准备沙石料。大太阳底下，五六百人在戈壁滩上筛沙子，就是把附近河滩里的软沙按照一定规格分类。整整一周，全晒黑了。当时母亲已经进了牛棚，一个月只能探视一次。所以暑假生活怎么过，全由自己做主。
初中期间，我曾在乌鲁木齐的大工厂学工，其实是冲着工作服去的。工人、军人，是当时大家艳羡的职业。现在看来普通浅蓝色的工作服，在记忆中穿上去感觉格外自豪。初中之后，开始下乡学农，告别了读书生活，再没有暑假。
没有夏令营没有兴趣班只有暑假作业
讲述人：吕冰冰 生于60年代
我们的暑假，没有夏令营，当然，也没有钢琴、美术、书法、围棋和英语兴趣班。暑假作业是唯一可以拴住我们的利器。
不只一次看到过同龄人的文章，讲自己的育儿经，或者说，在还没有具体的儿子或者女儿的时候，就假想，可以如何教导他们，成就他们的理想人生，以弥补自己眼下或许不那么理想的人生。
种种设计之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成长场景，是亲近土地、自然、农村或者说花草、鸟语，粪臭。在浪漫的想象中，小小子或者小丫头身着背心短裤，顶着一脑门子汗，跟人上房揭瓦、下河摸鱼，偷没熟的西瓜，晒得一身黑黝黝地回到城里，带回关于泥土和故乡的终身记忆。
这也许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的集体乡愁。有一种科学理论，说的是人幼时的听觉、视觉、味觉、触觉记忆，将存贮于人脑的某个沟回，通过神经节点，与控制情感的海马体联动。这种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海外游子坐在唐人街会想念一份豆浆油条的早餐，视法式大餐如粪土。法国人普鲁斯特关于一种叫“小玛德兰”的甜点心的论述，是这种理论最好的案例。
当我被命题回忆属于六零年代人的暑假时，我发现，对我而言，这件事很难。我可以尝试着努力想起很多童年记忆，一个一个片断，可我想不出一个清晰的暑假。
想起某一天，我独自在一片光滑的硬地上溜旱冰，那是一个窄窄的平台，属于一栋两层楼房的走廊部分，高出地面一大截，如果控制不好冰鞋，可能从台上摔下去。我溜了一圈又一圈，没有一次摔下去，那个下午，安静极了，除了知了在大槐树上声嘶力竭，没有人来人往，应该是暑假。我家一直就在学校里。
又想起一件事，我们几个孩子，蹲在地上，玩肥皂泡。准确地说，是观察肥皂泡。一个肥皂泡从被吹出来，到破灭，有十几二十秒时间。这一段时间，它的表面开始是透明的，慢慢会出现五彩的斑纹，看见空气的流动，五彩的斑纹快速旋转，不久就会出现一个黑色的洞，越来越大，肥皂泡的表面撑不住了，就迸裂了。我们立即再吹一个出来，再看一遍。我们发现，那个黑色的洞相当于肿瘤，它一出现，肥皂泡的死期就到了。每当黑洞出现，我们就会骤然紧张，一个叫冯二龙的拖鼻涕小孩就会兴奋地欢叫起来，等待泡泡迸裂的尖峰时刻。
之所以猜想这些事发生在暑假，是因为，如果要上学，我们怎么会有那么长的时间来这样玩呢？也不一定，如果是星期天呢。这样看来，更加确定不了我的暑假。
唯一能确定的暑假记忆，是做作业。那时的假期作业，往往会有习字练习：小字多少页，毛笔字多少页。开学在即，我的暑假作业还差好多，只好赶。一天写20页小字，还会动心思：用铅笔写两页，再换圆珠笔写两页，再换钢笔写两页，以示不是在一天写的。作业是赶不完的，尤其是日记、作文。总是在开学报名的最后一天的晚上，被老爸带着找老师报名。老师点算着作业，像账房先生点算着佃户交上的秋粮数目，老爸在一旁批评着，我在一旁惭愧着，报上了名。除了小学升学那一年，凡是有作业的假期，我从来没有按时完成过作业。为什么现在时常想到老爸都会心中一暖？单是每个新学期带我去找老师“通融”报名，这个功劳就很大了。
我们的暑假，没有夏令营，当然，也没有钢琴、美术、书法、围棋和英语兴趣班。暑假作业是唯一可以拴住我们的利器。家长们忙于工作、家务和政治学习，由作业来管我们。到今天，我已经忘记了那些万恶的数学习题、语文造句，但我还能想起一枚瓜子如何破土而出，从两片子叶开始最后长成一朵向日葵的全过程，想起晚霞中的红蜻蜓。闭上眼睛，我就能听见知了在槐树的浓阴中鸣唱，那种鸣唱，让人感到夏日迟迟，时光绵长。
玩伴争看《霍元甲》踩烂椅子
讲述人：凤飞伟 生于70年代
电视机在那个年头是稀罕货，现在被当做怀旧之物的收音机是那时生活中最常见的物品之一。
对于暑假，有一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
已经记不清楚是那一年了。那年放暑期前，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在暑假作业之余，还要求大家自已自动去找100多道数学题来做，9月1日要检查。到了新学期报到的前一天，我数了一下，也只是做了40多道题，急了，于是连夜找了60道极“弱智”的数学题做了用来凑数。
第二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学校报道。班主任挨个检查，没想到班上60多位同学，居然有50多人没有完成这100道的“自选项目”。质量虽次，但能勉强完成自选项目的我居然成了班内10位完成了所有任务的“好学生”之一！
现在想想，常常莞尔。在属于我们的那个年代，孩子们的暑假基本上是用来玩的。往往还没有放假之前，大家就盼着老师赶快发下暑假作业，然后加紧时间将其做完，有些“猛人”甚至会在暑假还没有开始时就将暑假作业做完。
只要完成了暑假作业这个“规定动作”，对于在同一大宿舍区里成长起来的我们来说，暑假就是完全的自由时光。父母总是忙忙碌碌，疏于管理，只要男孩子们不打破邻居们的玻璃，不打破其他孩子的头，父母们都懒得去理我们。我们没有钢琴、美术、书法、围棋和英语兴趣班，也没有时下的电玩、轮滑等时髦游戏，有的只是掏鸟窝、玩打仗、捉迷藏、去河边游泳嬉戏……一切都是原生态！
跟文字有关的暑假活动似乎只有小人书。中午时分，大人都在睡午觉，静静的，只有树上的知了在肆无忌惮地叫着。于是邀了三五个小伙伴，到大街拐角树阴下面的那个老大爷的书摊旁边，三分钱一本，小伙伴凑个几角钱就可以看到下午三四点，赵云、岳飞、孙悟空……人物个个鲜明形象，我的很多历史知识和文学常识都是来自于街头。
电视机在那个年头是稀罕货。父母的单位上有一台日本松下牌的电视机，这台电视机是我印象中最耐用的电视机，从1980年购入到1990年这台电视机好像就没有坏过。因为不用上学，暑假每天晚上，我们都被允许到电视室里去看电视，那个时候节目极少，但我们都看得津津有味。记得有次看《霍元甲》，不是本单位的孩子们也来了，很多人是站在电视室里的几排座位上看，结果把椅子踩坏。
跟电视机相比，现在被常常用来作为怀旧之物的收音机是我们那时生活中最常见的物事之一。上午凉快些，一般也是做暑假作业的时候，我常常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做暑假作业，有时候爸妈看见了，会一边说一心不能二用之类的话来教训我，一边将收音机关掉。而等他们一离开，我又会拧开收音机的开关。
暑假里的玩伴虽多，但弟弟是我最铁杆的玩伴。爸妈告诉我，作为哥哥，我有责任照顾弟弟。于是我去哪儿，屁股后就会跟着我的弟弟。在某些时候，特别是在其他小伙伴被他们的父母揪着耳朵拎回家时，弟弟就成了我的唯一的玩伴，我们会一起在地上画个棋盘下西瓜棋，会一起玩几种现在看起来极其单调、但那会儿却让我们百玩不厌的游戏。呵呵，现在的独生子女可能永远体会不到有个兄弟的好处。
玩乐的时光过得很快，两个月的暑假似乎总是转瞬即逝，然后就是开学的日子了，于是小伙伴们又要不情愿地去上学了。过得快不光是暑假，还有无忧无虑的时光。一晃间，昔时的孩子现在很多已为人父人母了，很多人的孩子现在也开始上小学了，看着时下里被钢琴、美术、书法、围棋和各种兴趣班所包围的孩子们，那些曾经在街头厮混的父母们会不会在暑假里给他们的孩子们一些自由的空间呢？
暑假远在“千里之外”
讲述人：佘锦生于80年代
在经历长达20年的求学生涯后，能存留的记忆，似乎也并不多。暑假终究已经过去，再和我们扯上关系时，或许就与生儿育女有关了，那属于人生的另一段征程。
自从离开校园，与学校有关的记忆，都逐渐从头脑中消失了。似乎逝去的时光里满是为赋新词的伤愁，有选择地不再回忆，实在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本能。
被半强迫地写命题作文时，脑子里仍然长时间呈现一片空白，记忆在刹那间割断了与过往的纽带，历史的天空出现了断层。题还是要做的，暑假也是要回忆的，譬如此刻，在《千里之外》的旋律中，闭上眼睛，我努力地思索着某个属于自己的暑假，企图找寻一点“听取蛙声一片”的意境，终究有点惘然，转而觅得片瓜两枣。
少时的暑假里，有三轮战车。三轮战车是哥哥们的杰作，用木条打造的架子，在附近的厂矿里找关系弄了几个车轮子——类似于现在旅行箱上的车轮。车分为前后两部分，车的前座，设计了方向盘，可以操纵方向左转右转加速静止；后部分就是座椅，长度恰好够一个“司机”搭一个“乘客”。套用如今的话说，那是纯手工制作品。
玩三轮战车的，多是男孩子，我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一群人常常跑很远，找一条车流少的陡峭的下坡路，然后从制高点一路开下去，坐在车上，风从耳边刷刷而过。坡度越陡，速度越快，感觉就越爽，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那个时刻，脑海中浮现一个词：“拉风”。
这种暑假的经典保留节目，在我初中毕业的那年，就彻底结束了。
暑假里，也有为维权而战斗的日子。高一结束的那年，学校为了开源节流，临时决定再开个中专班(类似于职高班)，却缺少教室。精明的领导们在暑假里出台了一个决策，把我们最后一个班级分掉，所有的学生们均被分流到其他4个班级去，如此一来，在高三文理分科之前，我们毫无预兆地将成为插班生。
班上有两个同学是教师子弟，得知这一消息后，放弃了出行的计划，在湖南炎热的夏天里，他们俩分头行动，挨家挨户上门联络同学，商量对策。距离开学前的10天，全班同学一起跑到学校去抗议静坐，领导们温情脉脉的承诺和安慰均无法阻止。最终，一切的反抗在决策者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我们，还是被安排了。同学们后来聚会时常痛定思痛，分析检讨后认为，我们本应在开学的第一天行动，才能得到最广大的阶级兄弟姐妹的支持，说不定还能争取到家长阵营了。可见，当年的我们，毫无全局观念，毫无战斗经验，错过了最佳时机，使遗憾良久不消。
不过，后来领导们的美丽设想也未能实现。按照家乡的习惯，一到开学前夕，新生的家长们会向老生打听各校各个老师的情况，每有家长打听中专班，我们均摇头不止。话说到中专班开学时，一大帮老生们跑去看笑话：空荡荡的教室里，稀稀拉拉来了两三个人。最后，随着领导们被迫将几个学生转至职业高中，他们赚钱的念头终究流于空想。这是我们平生第一次为团体、为赢得尊重而奋起抗争，也是第一次真切领会到口碑传播的力量。
长达两个月的暑假，除了战车、维权、应该还有些什么，譬如夏夜嬉戏、结伴出游，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了，于是有了巨大的心理落差；转而想想，在经历长达20年的求学生涯后，能存留的记忆，似乎也并不多。那么，就这样吧。暑假终究已经过去，再和我们扯上关系时，或许就与生儿育女有关，那属于人生的另一段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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