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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的“A”，像极了山峰的模样。
2002年8月7日，北京大学山鹰社登山队A组，5个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西藏自治区聂拉木县境内的希夏邦马西峰上。
死亡是每一个登山者都必须要面对的，但是，当死亡真正变成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它带来的痛苦与悲伤却始终是无可名状的。
本文作者是5年前那支登山队的成员，亲历了山难，切身感受着巨大悲痛带来的情绪起伏，也在默默承受和化解着突如其来的心理创伤。
事件回放：
2002年8月7日中午，北京大学山鹰社登山队A组队员林礼清、雷宇、杨磊、卢臻、张兴佰在海拔6700米处遭遇突发性雪崩，与本营失去联系。8月9日，B组两名队员发现雪崩现场，搜索到两具遗体。8月19日，由专业登山队员组成的搜救小组发现了第三位遇难队员遗体，并推测其他两具遗体在较深的雪层中——至此断定，北大遭遇雪崩的5位登山队员全部遇难。
当第一次有队友清楚地告诉我“A组没了”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高原反应与心理打击双重刺激着我，只记得在2002年8月8日那个在海拔6800米雪原上的梦里，A组的5名队友结伴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样真实，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总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但让人无法抗拒的是每年8月初，我都会变得焦躁、不安，总是会重复着同样的梦与同样的疑问：A组真的没了吗？
答案是肯定的，却也是永远无法让人接受的。
2002年8月7日，突如其来的雪崩瞬间吞噬了5个年轻的生命，同时也给许多人留下了永远无法挥去的痛。
回到大本营那一刻，仅存的理智告诉我：终于安全了！但紧接着，情绪的发泄在刹那间爆发出来。一向乐观的老牟子紧紧抱住我，在嘶喊中用最后的体力与心力对抗命运无情的打击；岳斌则独自守在1号营地许久，希望与永远留在山上的弟兄再说上几句话。
傍晚时分，强忍悲痛的留守队员端上来饭菜，我不记得有人吃下了什么，死寂中蔓延着一种低沉的情绪。我也在心里问自己，明天的阳光还会像往常那样照在希峰山顶吗？
终究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摆在面前的就是救援。迷迷糊糊的一觉起来，兰姐和岳斌踏上了未知的求援路，剩下的7名队员留守大本营待援。我至今仍然记得兰姐走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大家多说些话吧，不要憋出毛病，注意安全。”
我不知道这是一名曾经经历过1999年山难的老队员的嘱托，还是一个大姐姐的临别关心。
阳光如常，照在希峰山顶上。
我们几个人呆呆地坐在帐篷前望着云彩滑过山峰，下雨了躲进帐篷，出太阳了再钻出来。大家想找些话说，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有收拾装备与做饭的时候才能简单交流几句。
反而是漆黑的夜色给了我们说话的力量。大家谈论着国际形势、量子力学、旷课经验、无聊笑话，却没有一个人提起就发生在眼前的事。我试图隐讳地提示队长说些什么，但是他坚定地回答我：“有些事，深埋在心里默默承受也许比说出来更让我好过一些。”
待援的7天仿佛是7年，只有每天下午的冰雹与深夜的噩梦在提醒着我，又过去了一天。
记者上来了，但我们没有去理他们，也简单地拒绝了采访。但是，不愿被现实击败的我们还是顽强地从背包中取出准备在登顶时留影的三面旗帜——中国国旗、北大校旗与山鹰社社旗——插在帐篷的支柱上。旗帜几次被大风吹倒，我们也几次努力把它们扶正。那一刻，也许只有这几面旗子才是心中最后的支撑。
第一批救援队上来了。海事卫星电话为我们提供了与家人通话的可能。当我听到话筒传来家里人的声音时，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又紧咬嘴唇忍了回去。救援队带上来了羊肉与酒，但队长仍然坚定地以“北大登山队登山期间禁止喝酒”为理由，拒绝了酒，只接过了煮熟的羊肉。
按照计划，第二天6名队员下撤。离开大本营的时候，我们在帐篷前点燃了5根蜡烛，每名队员都在蜡烛前深深鞠躬。走出山口时，我驻足回望希峰，只见雪花飘洒间，云层中露出希峰的一角。我的心里百感交集，咬紧牙告诉自己：“我会回来的！”
在冰川融雪汇集成的河边，我们遇到了前来搜救的大部队。国家登协的王勇峰教练大声喊着“注意安全，不要着急”。我们6个人在湍急的河流中排成一排，手拉手前进，成功渡河。直到此时，我才发觉这是山难后大家第一次携起手来共进退。想想这些天以来发生的事情，其实简单的动作不用赋予过多的所谓意义，只要放手去做就好。
坐在救援队的车上，看着背后远去的雪山、草原、牦牛群，心里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回去后，生活会改变吗？
从这一天开始，十几天的时间里不断的领导接见、不断的安慰与开会，我痛苦的心里反而更增添了一分麻木。只有在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的讲话中，我试图寻找一分慰藉，他告诉我们：“北大的学生应该像北大一样，再大的喜悦与悲痛都可以坦然承载。”
我们到达北京的第二天，领导安排了北大第六医院的资深心理创伤医生来为我们诊断。其实说是诊断，不如说是倾听我们的心声。在一间没有领导、没有记者、也没有亲朋好友的房间内，6名队员与3名医生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交流。每个人都努力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有的回忆过去几年的友谊、有的讲述登山中难忘的故事、有的倾诉山难后心情的起伏。我只记得队长还是那句话：“有些事深埋在心里比说出来会更好受。”
医生试图从侧面开导队长，他们说：“其实，你可以试着从另一个方面去想，你的遇难队友是希望看到你振作起来，还是希望看到你背负沉重的心情度过今后的每一天？”
我们也劝队长能摆脱深深的自责，不要把山难的原因全都归结到自己身上。他没有说话，这个倔犟的广西汉子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对待山难。
其实，山难过后，真正承受着最大心理打击的不是我们，而是遇难队友的父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第一次见遇难队友家长时，没有让队长出席。但是队长坚持要见这些家长——即使被责问、被谩骂甚至遭受攻击，也许都会让他好受些。
遇难队友的父母是宽容的，唯一的要求是希望知道事件的整个经过。我们无话可说，却又不得不说。这样长的一个故事，每讲一遍都是在重新揭开伤疤，经受从皮肉到骨髓的痛。
几天后，北大打破常规，第一次在百年纪念讲堂设遇难者灵堂，开追思会。许多认识与不认识的人来到这里，默默地递上一束白花。我在整个上午都没有踏进灵堂，因为不知道怎样去面对他们那面带微笑的遗像。直到中午，志愿者和前来追思的人渐渐散去，我找了一个没人的时刻闯进灵堂。
我以为我不会哭，但是我错了。
哀乐穿透我的耳朵，刺近大脑，一种莫名的痛随着血液流遍全身。我从左到右一个个注视他们的遗像，还没看到第三个队友时，眼泪就已经夺眶而出。许久，我好似铜像一样呆呆站在空荡荡的灵堂里，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周围的人和事，只知道我失去了许多，永远地失去了……
一位队友的母亲意外出现在灵堂里，撕心裂肺的哭喊让每个人都无法自已。兰姐拉住我和老牟子的手，三人“扑通”一声跪在这位母亲面前。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医生进来为那位母亲注射安定，我才发现自己已经站不起来了，索性坐在地上，眼睛仍旧无主地注视着照片里那几张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的脸庞上。
时间慢慢流逝，生活也进入了新的轨迹。在毕业搬离北大宿舍时，我收拾起藏在箱底的两样东西：一样是与A组临别时雷宇交到我手上的红色雪崩飘带，他叮嘱我一定要随身带好，以防万一；另一样是灵堂上的白花，我偷偷拿了一朵，在拿的时候，我对他们说：“我拿走了你们的一朵花，有一天我会还你们更多的花的。”
5年匆匆而过，当年的队友也已经纷纷走完求学的道路，有人走上仕途，有人开始经商，有人仍然坚持雪山的梦想，也有人已经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只有一样永远不会变，那就是对2002年那个夏天的记忆，虽然痛苦，虽然悲伤，却时时提醒我们应该怎样走好眼下的每一步—每一步，都带着山上五个兄弟的足迹。(王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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