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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一位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回国度暑假，多日不见自然饮酒寒暄一番。这位读社会学博士的朋友拜托笔者帮忙找些事业有成的中产阶级，做一项调查。
仔细询问后发现，原来她此行是为博士论文搜集数据。她的博士论文题目已被导师认可，重点研究中国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为了朋友，笔者当了一回“托儿”，接受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调查，把自己的求学、工作历程、心态、对社会的认知毫无保留地贡献了出来。不过，当时笔者对此大惑不解：到日本留学念博士，怎么研究起中国的话题来了？岂不是舍近求远？要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何必要到日本去？她回答说：“导师认为，我研究日本的情况肯定比不过日本的同学，研究中国问题反而具备优势。”
此后，笔者一直忙忙碌碌，也不知她的研究进展如何。后来由于工作关系，频繁接触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发现像我的朋友那样研究中国问题的留学生并非特例，而是极为常见的现象，而导师的理由也惊人的一致：和日本同学相比，中国学生研究中国问题更具备优势。我不敢说所有文科的留学生都如此，但至少我接触的留日学生，十有八九在研究自己的国家。
想到这一点，不禁暗自佩服日本的深谋远虑：假如每年招收100名来自中国的文科博士研究中国，这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据库？这个涵盖中国社会各个侧面的数据库，无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还是在特殊时刻，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为何对中国如此了解？由此细节即可见一斑。
日本的导师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中国学生好，还是有着一定的默契，笔者并无定论。不过，和一位留学日本多年的中国学者聊天时，他也对这一现象表示忧虑，并举了一个例子来印证笔者的结论。他说，国内某顶尖的工科高校和日本互换留学生，中方的一位留学生到日本后发现，他的题目竟然是北京各季节风向变化和空气环流情况。这位学生多了个心眼，他想，一旦发生战争，对方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发动生化袭击，后果非常可怕，因此拒绝了这项研究。
有人拒绝，可更多的人无奈地于求学期间在日本、中国两地奔波，为完成学业而忙碌。笔者对此无意苛责，毕竟在异国他乡读书非常辛苦，不可能和导师对着干。然而，研究中国问题的结果只是拿到一纸文凭，不可能成为中国问题专家，不免令人遗憾。反观日本在中国的留学生，可以尽取中国文化的精华，无任何局限，至少，中国的教授们很少让他们去研究自己的国家。
目前，在日本研究外国问题的专家中，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人数名列榜首，超过美国问题研究专家人数。但是，面对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他们对中国的研究越深入，却发现越不了解中国。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订阅了大量的中国报刊，但因社会活动和教学任务太重，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阅读和研究，对日新月异的中国缺乏了解，在研究上难以取得很大的进展。他们认为，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事中国研究的年轻学者不断增加，但即使这样也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因此，利用中国留学生来收集中国的情报，不失为一条捷径。
自从19世纪末清政府派遣留学生以来，这批人承担着救国图存的重任，出现了一大批了解西方的人士，修桥筑路的工程师詹天佑、脚踏东西文化的林语堂等都成为一时的俊杰；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也成为社会各界的栋梁之材。虽然近来“海归”有所贬值，但大家依然期待着他们能带回先进国家的先进理念和知识。在此，也期待着日本的博导、硕导们能给留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他们更加了解日本，毕竟，相互了解才是真正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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