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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大学问家们的造诣很高，但是口才不一定多好。
著名的顾颉刚教授本来就结巴，上课时涨红了脸都说不清，后来干脆一打上课铃就面对黑板拿起白粉笔抄讲义，最终干脆就只发教材、改卷子、不上课了。再有沈从文先生第一次开讲，面对大学生们不知所措，急中生智，回头用粉笔在黑板上大书“请等几分钟”，慌忙走下讲台。……
这些特例，不足为训。然而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文化大师们讲学，恐怕没有像如今“百家讲坛”那样说评书、侃古事或单口相声的；也没有端着架子拉长脸作秀、讲些貌似深奥、实则平庸的大道理教训人的。如今哪有“百家”？光剩一个模子了，实际上风格大同小异；而从前的文化大师们开课讲学，那才叫“百家”呢！各有千秋，光彩照人，影响深远。
真正的文化大师们讲学的神采如何呐？我搜集了4位代表人物为例：徐志摩是讲得漂亮的、王国维是讲得成功的，章太炎讲学是风光独特的，而周作人却是最差劲的——
(一)徐志摩讲学的神采
赵家璧回忆说：“我在1928年进入大学，读的是英国文学系，凡是徐志摩开的课，能选的都选了。选读他课的同学都感到这位诗人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充满着蓬勃的生气、活泼的思想、渊博的知识、广泛的兴趣。他踏进课堂，总是把隐藏在他长袍袖底的烟蒂偷偷地吸了最后一口，向门角一丢，就开始给我们谈开了。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时而用带浙江音的普通话，时而用流利的英语，真像是一团火，把每个同学的心都照亮了。他的教学法不同一般，他教英国散文、诗、小说都没有指定的课本，也不是按部就班地教，而是选他自己最欣赏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念给我们听，一边讲课文，一边就海阔天空地发挥他自己的思想，我们这批青年就好像跟了他去遨游天上人间，从而启发我们闯入文学艺术的广阔园地。他用他诗人的气质，企图启迪我们性灵(他常用这个词，意指inspiration)的爆发。他确是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好老师。”
(二)王国维讲学的神采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辩论，从来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有当时的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求教，就住在王先生家里。在他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该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即使自己治学很忙，他都有问必答。在他执教清华的两年中不知道有多少清华学子领受了他的恩泽。
(三)章太炎讲学的神采
1932年4月北京大学请章太炎以《广论语骈枝》为题，连讲三次，又到燕大、清华讲学。章太炎的这些演讲是当时北平学术界的盛举，有许多专家学者特来听讲。关于演讲的情形，亲历其事的钱穆有如下描述：
“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
(四)周作人讲学的神采
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课，听讲的学生极多，大都是慕名而来，校外、校内的听众挤满一屋子。但要说他讲课的时候神采，那是谈不上的。晚年冰心回忆：“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闲话周作人》第3页，第28页)
20世纪30年代，作家卜乃夫在北平自修，也慕名到北京大学听过周作人讲课，后来回忆说：
“铃声响过不久，教室门开了。我的心弦微微有点颤动，跨进一个中等身材——个儿不算太矮的人，着一件米灰色布棉袄裤，黑色布鞋、光头、白眼镜，全身上下给人一种整洁朴素之感。……他讲书正如他写文章，除正文外还有不少的插语。但他给我的最深印记，却是踌躇不决。他未开口之前，总要用手抓头，考虑一下，开口时则有点吞吞吐吐，辅助词用得很多。正像他写文章一样，似乎恐怕一句话说出去，会成为一颗炸弹。”(《独行人踪——无名氏传》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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