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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小仲的父母对待孩子的“网络中毒症”时，最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的态度，他们竭力帮助孩子摆脱了对网络的依赖。
而《父亲啊，您不该这样爱我》中的婉儿(化名)显然就不如小仲幸运了，在文中，婉儿倾诉苦恼：
……由于父亲的处处管束，我在学校没有一个朋友，其实也有同学给我打过电话，可是父亲要么不让我接，要么还没等人说上两句，他就在一边大声嚷嚷要我放下电话，同学后来就不敢给我打电话了。可是我也需要朋友，也需要与别人交流，于是便在网上结交了不少网友。如果父亲不在家，我就偷偷上网聊天，这是我最快乐也最放松的时候。在同学中，我可能是最早上网的……一天，我上网聊天聊得忘乎所以，父亲悄无声息地进了房间，见我在上网聊天他勃然大怒，并怒气冲天地将电脑上的“猫”拆了下来。这可没难住我，第二天我向网友借了一个更高级的“猫”，这是我第一次反抗父亲。
父亲的管束让我感到窒息，我没有自由，没有自己。他总是按照他的意志为我安排一切，从不问我的感受。中考时，我想报考职高，我想学旅游，可是父亲并不同意，他说他的女儿不能不上大学，坚持要我报普高。
进了高中后，高强度的学习，并没有使我的学习成绩好起来，父亲对我恨铁不成钢，他决定请老师到家里对我实行一对一的辅导。
可是他不知道，他的这种努力对我是一种多么大的压力，我惶恐不安地害怕失败，害怕父亲对我失望，一到考试就紧张，对分数简直敏感到了恐怖的程度。每次考完试，我都如坐针毡地掰着手算分，晚上经常做噩梦，常常一身冷汗地从梦中惊醒，这种内心的压力和恐惧让我不敢对父亲说。
长期的补习使我极度疲惫，我经常在上课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为此，我不止一次地被老师罚站，老师挖苦我说：“成绩这么差，还能睡得着？我看你是无药可救了。”
其实，这种长期的高强度补习，已使我对学习产生了一种厌恶情绪。一到考试前，我发现自己的右手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抖动，有时抖得连笔也握不住，我很害怕。看过医生，也找不出病因。越临近高考，我的手发抖的毛病发作得越频繁，我想控制它别抖，可是越想控制抖得越厉害。我看过一份资料，上面说，一个人如果心理压力太大，就会通过手发抖，呼吸困难等表现出来。我一直有一种预感，我和父亲之间迟早会爆发一场战争……
高考结束后，婉儿与父亲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导火线也是因为上网。在文章结尾处，婉儿说：
我气得浑身发抖，拼尽全力推了父亲一把。他踉跄了几步，他做梦也没想到平时温顺的女儿会还手，待他站稳后，就像发怒的狮子一样咆哮起来，他将积压已久的怨气、伤心和失望都凝聚在了拳头上，直到殷红的血从我的鼻子里流出来，他才惊呆地停住了手……
“我看啊，现在什么都拿证，就是当父母不用拿证。很多父母不知道，孩子的问题正反映了他们的问题。”周婷丽叹了一口气。
送孩子前来做咨询的父母总向她抱怨，网络是件害人的玩意！
“我就问他们，你们小时候玩什么？他们现在又能玩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M一代？你们上过网吗？他们常常一脸懵懂。”
中国的青少年是独特的。独特在于他们是独生子女，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在幼儿园听话，做个好孩子，吃饱喝足穿暖就行；上学时成绩要好，然后考个好中学，将来上个好大学；读完大学再找个好工作，工作后再成个好家……就是如此单一目标化的教育模式，导致了他们过早失去了童趣，成长后又倍感迷茫，无从解脱。”
“要么没意识到自己有问题，要么就是自己扛”
2002年7月22日，遵义市同一小学不同年级的女生王兰和四个小伙伴集体服安眠药自杀被送往医院抢救，她们自杀的原因是感觉自己不为父母所爱，或受过父母的打骂，除王兰13岁外，其余的年龄都在11岁到12岁；
2003年5月下旬的6天内,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双城小镇接连发生了5起6人的自杀事件,没有明显的诱因,一个个少男少女服药自杀。小镇风声鹤唳，谈药色变;
山西省一名12岁的女生在家自缢身亡。死前，她曾绝笔：敬爱的爸爸妈妈，我十分感激你们十二年来对我的养育，可是压力太大了，我只有一死，因为作业太多了……
全国高级心理治疗师和亲子关系心理专家卫亚莉，曾在2002年3月对山西太原某中学初一、初二两个班90多名学生进行心理症状自评量表调查，结果令人担忧：抑郁、焦虑、强迫、恐惧、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偏执、躯体化等因子中，单项或多项因子轻度以上异常的达88.89%，中度以上异常的达62%。
她呼吁道：我国每年约28.7万人死于自杀。自杀已成为中国全部人口死亡原因的第五位、15到35岁人口死亡原因的第一位。抑郁症及自杀造成的负担之和已排在各种疾病的首位。看到这些数据，有些父母可能仍然无动于衷，“心理障碍？自杀？跟我的家庭有何关系？”但我不知道他们的侥幸心理能够维持多久？
记者注意到，针对青少年心理问题，通过媒体发出声音的，主要来自家长以及心理专家。除了国家卫生部每年会对外发布一组关于全国青少年心理调查问卷分析数据外，真正来自校方的声音微乎其微。
“在国外，教育家与老师分工不同。教育家在学校专门做学生的综合教育，老师仅负责上课。但我们国家不是，老师们承担了很多东西，教学任务沉重，教学唯一目标就是提高升学率。他们实在顾不过来啊。”周婷丽思忖片刻道，她有两个同学现在在陕西某中学任心理辅导老师。
“心理辅导老师？我原先任教的中学倒有一位。不过他没有考过正规职业心理咨询师证书。这种事，只要本人自告奋勇，一经领导同意，他就能上。”
曾经担任过北京房山子弟中学高中年级班主任的董学强低头琢磨了一会儿，在他的记忆里，学生们从未找过这位心理辅导老师，“大家平时太熟了，会感到不自在。”
学校每周的工作会议，乃至区县中学老师每年进行工作交流，“关注最多的还是下一步升学考试计划，从没讨论过学生们的心理问题。”
很简单，升学不仅关系学生的未来，也关系到学校的未来。“老师的工资待遇都要与之挂钩。”
类似房山子弟中学这样的普通高中在北京有300多所。“北京市教委曾在2005年有过明文规定，要求每个学校配备一到两名心理咨询老师。但许多学校条件还不成熟，达不到这项要求。”北大博思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马泽中说。
同为社会中人，老师并非“铜墙铁壁”。他们也会遇到来自工作、家庭、生理上的困扰。如长期患病、婚姻失败、人际关系不和等，这些都可能使教师上课无精打采，一旦工作不如意时，就大动肝火。“有些老师的职业病实际就是专业程度的心理障碍。”
设想，患有心理障碍的老师去教导“敏感”、“青春期里，性格不稳定”的青少年，他们很难保证不会被不良的情绪所包围，很难保证不把烦恼、怨愤迁移到学生身上。
“他们一是没时间来作咨询；二是自身还没有意识；三是有人接受不了心理咨询的价格。”马泽中由衷感慨道。
据他介绍，目前，全国心理咨询行业收费价格是根据咨询师的级别而定，最低每小时收费100元到150元。普遍价在200元到300元，再往上走是500元、800元、1200元不等。
持薪的老师尚且无法接受心理咨询的价格。而来作心理咨询的中学生多半“家庭条件好，父母亲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那么，家庭条件不好、下岗职工或者农民工的子女，一旦患有心理障碍，他们又能否接受心理咨询的费用？
“这些孩子要么没意识到自己有问题，要么就是消费不起，只能自己扛。”周婷丽的回答直接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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