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学生“无话可说”的淘汰，必须基于学校完善的教育措施、严格的教育管理。如果一名学生进校之后，没人对其进行教育引导，而且学校的课程设置、老师的教学质量，存在各种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的淘汰，会让学生觉得“心有不甘”；
●退学、淘汰事件是十分正常的。问题是，这些学生被大学退出后，他们如果想再进入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必须重新参加高考，而不可能转到其他学校继续读书，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与国外高等教育很大的不同，国内高等教育没有通畅的“退出”机制；
●如何确保人才培养质量，让所有进入大学的学生，能经过严格的教育，达到一名大学生应该具有的素质，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不适合的学生进行合理的淘汰，这需要大学从人才培养理念、人才培养模式等诸多方面进行全新的调整。
187名首都经贸大学2007年毕业生，可能是这段时间最“郁闷”的人了。据人民日报报道，他们只能看着大学同窗好友即将拿到学位证书、毕业证书，而自己却因未能通过学校的“清考”，在毕业时还继续“挂科”，不能毕业只得留级，只能寄希望一年后再参加并通过相关科目考试方可毕业。
笔者注意到，除了这些学生抱怨学校平常对他们管理不严，现在突然“发难”让他们深受其害之外，一些舆论也批评学校，此举恐有借学生发财(因为每个留级学生要缴5000元费用)、对学生严重不负责的嫌疑(有一些毕业“挂科”学生已经与用人单位签约，或者考上研究生)。
这样的议论，其实近年来已经见得多了：一些高校集体退学一批因成绩不合格的大学生，都会引来相似的议论。“论点”无非三方面：大学是否对学生的“退学”、“出问题”负有管理不严格的责任——古语说，“教不严，师之惰”；大学是否掉在了“钱眼”里，靠收取学生的留级费、重修费赚钱，于是“让”大批学生不及格、去重修，也由此造成有的学生达到学校“退学”的规定；大学根本无视学生的前途，不顾受教育者的利益，处理过于草率。
笔者在此不想继续相似的论调，而是想探究大家为何会有这样的议论。要知道，多年来，我们每次谈起高校人才培养质量问题，几乎都会谈到培养过程中的淘汰以及“严把出口关”问题，甚至有不少学者对于国内名校过低的淘汰率提出指责。美国兰德(Rand)公司2005年的一项报告指出，几乎美国50%的四年制本科生会从学校流失。德国的情况比美国稍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学就学学生平均退学率大约25%，流失的原因当然不一而足，但是，出于不用功、能力不足而遭淘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那么，为何在淘汰——留级、退学、不毕业等——真正到来国内高校时，社会却难以接受，并引出诸多议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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