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将至，和高校校园内贴满的旅游广告相比，开展下乡调研、招募助学支教队员的公益活动海报更受大学生的青睐。记者近日走访北京高校部分助学支教社团发现，与以往大张旗鼓举办出征仪式、组织校园大型募捐活动并带着定能让支教当地发生变化的心态出发不同，如今大学生助学支教正趋于向注重活动有效性的方向转型。
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是支教队员和孩子打成一片
一些高校社团本身不再将助学支教定义为新知识、新理念的输出，而是首先将自身定位为学习者。
五一“黄金周”，中国人民大学陶行知研究会(以下简称“人大陶研会”)的大学生志愿者将分成四支队伍，奔赴河南、山西、河北等地支教调研。这其中就包括以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为学校发展和建立理论基础的山西省前元庄实验学校。
人大陶研会负责人刘浩告诉记者：“支教二字，我们现在很少提及，因为我们越来越发现自己能够做到的其实很有限。在支教过程中，收获最大的其实是志愿者本身。”
助学支教陷入是否有效的困惑
人大陶研会是由原人民大学法学院教研室主任、人大离休教师鲁风老师发起成立的，鲁风老师曾蒙受陶行知先生的教导，感念先生的伟大，遂决心在人大校内号召发起成立以学生为主力的研究型和实践型社团。经过多方奔走和努力，终于在2001年成立了人大陶研会。
这6年时间，人大陶研会的志愿者利用寒暑假、五一、十一假期，多次组队到农村进行支农支教活动，并不定期地与其他组织合作，宣传大学生的志愿服务精神和大学生对弱势群体及相关社会问题的关注。他们还举办多次“行知讲堂”系列讲座，话题涉及大学生的时代责任和成长、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等等。
但刘浩对记者说：“别看活动搞得都是轰轰烈烈，可每当我们沉静下来时，就会思考，我们给支教当地带来了些什么？我们的力量真的有想象的那样强大？我们带去的理念和想法就一定是先进的有效的吗？”在一次次的志愿者交流中，刘浩和他身边的同学越来越感觉到，利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的支教助学活动也许一开始就定错了位。“实际上，我们才是真正需要支教的人。”刘浩说。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清华爱心公益社。这是一支成长于“水木清华BBS”上的志愿者团队，最初，几个志趣相投的网友经常在论坛上对社会公益话题开展激烈的讨论。2000年，这些网友纷纷从电脑屏幕中走出来，成立了清华爱心公益社，最初是以组织校园捐衣活动为主。几年的发展，清华爱心公益社已经发展到助学、助老、捐衣、校园公益等多方面内容。
每周六到北京海淀某打工子弟学校开展助学活动是清华爱心公益社的固定活动项目，“但是当我们志愿者真正走上讲台，讲授正规科目的时候，发现即使备课再充分，等到和学生面对面的时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有的时候，有些学生会认为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怎么比他们老师还烦，没有水平还要占用他们的时间。”社团负责人刘帆告诉记者。
志愿者不能做“空降兵”
贵州省长顺县教育督导室主任梁黔告诉记者：“高校青年志愿者普遍具备较高的素质和知识修养。虽然教学经验还有待积累，但是其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都毋庸置疑。”他认为，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确实需要这些志愿者带来新的信息和活力。但是，如果志愿者支教和助学的出发点是一定能够为当地教育教学带来变化则不切实际。“这些志愿者并没有来自教学一线，且对当地实际情况的了解也十分有限。”他说。
近年来，随着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打工子弟学校也普遍成为高校青年志愿者组织的支持帮扶项目。海淀行知实验学校校长易本耀对记者说：“许多打工子弟学校往往面临着管理不正规、资金短缺、师资力量缺乏、教学硬件简陋、教师负担过重等一系列问题。高校助学团队的加入，对流动儿童教育这一重大社会问题起着巨大的良性作用。”
但同时他也认为，目前打工子弟学校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对支教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有的抱着希望其能够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有的是为了压缩办学成本让志愿者承担部分副科教学任务，有的甚至就是把志愿者当做免费家教使用。”易本耀告诉记者，这些不同的出发点和大学生支教助学团队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特点的不甚了解，造成助学支教活动经常流于形式。
鲁迅曾对当时到民间去的知识青年说：“你们到了民间回来以后，最好将‘自己的心情’和对自己‘力量’的认识，与当初在北京一同大叫‘到民间去’的口号时的心情、认识比较一下，并且‘将这经历牢牢记住’，你们中的若干人会‘沉默而苦痛’，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
大学生支教助学社团正是在这种“沉默而痛苦”的反思中意识到，未来的支教助学活动更应该朝符合其自身实力及当地实际需求的方面努力。“我们不能做‘空降兵’，支教助学是一种双向收获，我不是万能的给予者，这种定位一定要清晰。”刘浩说。
支教助学方式开始转型
伴随着对支教助学经验的反思，目前很多高校助学支教社团已经将活动重心转向利用自己的特长担任音、体、美和计算机这类综合素质教育任务，或者发挥自身兴趣特点，在课外时间向学生讲授一些科普综合类知识，扩大支教对象知识面，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等方面。
此外，高校支教助学志愿者由于其具有的“年龄优势”，相同条件下他们和当地学生的交流会比学校正式的教师更加容易。因此，在学生需要有人引导来树立正确认识自身所处的环境和待遇的价值观，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时，这些年龄比他们大几岁的高校青年志愿者扮演的“大哥哥”、“大姐姐”这一角色非常恰当。对于流动儿童更是如此，这也给研究并解决流动儿童心理问题提供了一个途径。
还有部分高校的助学支教社团则将目光转向关注和跟踪某个学校、某个学生的个案分析调查上。北师大农民之子社团如今活动的主要精力就已经放到跟踪流动儿童生活状况方面。去年，农民之子社团的一份《关于海淀区取缔非法流动儿童学校后流动儿童在京就学问题调查报告》就曾经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
他们还曾对已经进入公立学校和仍在打工子弟学校就学的流动儿童现状分别进行现状调查。内容包括进入公立学校的过程、人际关系、家长对新旧学校的评价、记录他们没能顺利进入公立学校的原因、家长对政策信息的了解情况及获取途径，甚至还细化到校车的状况、流动儿童上学耗费的时间等等。
社团负责人王超对记者说：“不论是下乡支教也好，还是到城市打工子弟学校助学，实际上大学生在教育教学方面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我们是学生，所以莫不如就把精力放在调查研究上，一方面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一方面还提高了认知水平。”王超还告诉记者，现在社团越来越注重每一个过程的反思，“在这个思考过程中收获的东西最有价值。”他说。
过程中的收获最重要
注重过程中的收获，这似乎已经成为目前高校助学支教志愿者团队的一个普遍共识。人大陶研会外联部负责人王勇勇对记者说：“每次支教从筹备到结束，有那么一段时间，头脑里一直在像过电影——项目筹备、志愿者遴选与培训、在路上的每时每刻、支教过程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等等。每次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与此同时，大学生们还通过支教与助学收获了成长。王超认为：“不管你是否来自农村，当你从大学校园中走出来见到中国的现实情况，对每个人都是一个重新认识生活的机会。我们接触的是中国的根，最纯朴的部分，这种冲击会为我们将来选择一条更切合实际的路，不要自视清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刘帆正在设想成立清华爱心公益社社友基金，因为她相信多年来社团的公益活动已经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通过社团建立起来的感情纽带，即使这些曾经的社友离开学校，但是他们为公益事业尽力量的愿望并没有离开。她告诉记者：“我们有的社友已经拿出毕业后第一个月全部的工资来鼓励和支持我们的支教助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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