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某学院的葛学涛致信本报说：“很多同学选择付费雇用‘校园专业代课族’上课，学校里逃课、代课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那么，现在高校学生逃课现象到底有多严重？雇人代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带着一系列问题，笔者走访了北京、武汉等地的几所高校。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师生“逃课”拉锯战
“老师不是每堂课都点名，大课人又比较多，即使点名我也可以在点到我之前赶到教室”，发现这一点之后，李江宿舍里的4个人便开始轮流上课，一次一个代表，一逢点名立刻手机短信示警，即使没赶上，也可以轻易到老师那里将“逃课”记录改掉，“顶多也就是个迟到吧”。“轮课法”在李江班里正在被“大规模”地使用。
学生聪明，老师也不笨。
这不，使这招的人太多，全班到课人数几乎只有四分之一，老师又点名了。
因为有人点完名就溜，老师便从上课时点一次名变成上课下课各点一次。再后来，老师也搞“游击战”突袭，谁也料不到他会啥时候点名，短信待命的同学常常被“点”得措手不及。
针对有人在点名时替人答“到”的现象，老师就布置随堂作业，作业也有替的？好吧，北京某高校大一新生徐燕(化名)的老师想了个新招，先点总人数，算出缺席几个再点名，一定要把这几个人给揪出来。
据徐燕描述，隔壁班还有个“更厉害的老师”，带来自备的纸张让学生课堂答题，现场人手一张，让“义薄云天”的代笔同学无“纸”可施。
雇人上课催生“校园代理” 25元代课一节
你来我往，学生应付老师的手段还在不断升级。老师的“高招儿”催生了代人上课的“生意”。
“这确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同学证实，学校里雇人代课已不是一个两个，现在逃课者和代课者之间并不直接联系，出现了专门的代理为其牵线，根据所代课难度不同和代课者水平高低，收取10至15元代课费，若需要记笔记等“增值服务”，则涨价至25元一节课。
笔者随机搜索了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6个高校论坛上面近期发布的“替人代课”广告帖，3月31日的一个帖子中，代课价格低至4元一节课。
小赵就是一个“出勤代课人”，她使了个神秘的眼色，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特殊”课表，上面密密麻麻记载了她本周要听的课程，包括微积分、计量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新闻采访学等等。
除了周四下午，这个北京某市属高校大二学生的其他时间全部被各种课程排满了。“不过就是替人答到，或者复制一下老师的电子讲义，很容易就可以赚到一些零花钱”，小赵对这份兼职很满意。
小赵甚至不是“个体户”，在她的描述中，笔者发现小赵有个“集体作战”的小圈子，一个叫做“晨光服务”的由代课者组成的小团体，大家平时通过QQ群发消息联系，万一课程的时间重了可以“互相帮忙”。
在“晨光服务”的博客主页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自称以“用我们的服务，换来你们的微笑”为宗旨的团体，主要服务就是沟通大学生代课信息，组织学生代课。
小赵并不愿意多说，只是强调有一个群体比较方便共享信息。这样一来，她的业务范围不再仅限于自己学校，“很多重点大学的学生会找我们帮忙代上公选课”。
专家认为逃课其实也是一种选课
代人上课成了某些学生“勤工助学”的项目，他们的市场究竟有多大呢？
今年年初，一所大学发布的《2006级新生思想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该校32.8%的新生逃过课，逃课原因集中于“有其他事情要做”和“对课程不感兴趣”。
而在采访中笔者发现，没有学生把逃课当成错事，其中也包括从来不逃课的学生。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吗？”刚刚升入大学的徐燕请教远在美国的表哥，表哥给她的忠告是“一定要干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情”。
表哥是徐燕从小学习的榜样，最近，这个毕业于华东师大的文科生因为网络安全方面的特长跳槽到美国做了工程师。在他的经验里，大学那些课程无所谓，一定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并在这方面投入精力。
“逃课现象的成因很复杂”，中央教科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程方平说，“确实比较普遍，从原因来看，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不爱学习，一种是学生对老师和课程不满意。如果是后者，逃课其实也是一种选课”。
清华大学的老教授何兆武先生曾描述过“逃课、凑学分”的日子：“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比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
学校管理手段之惑
张伟(化名)老师正在小赵就读的大学任教，在这个九三级大学生眼里，现在学校的硬件条件越来越好，学生的空间却似乎越来越少了。
张伟记忆中的大学生活“压力可没这么大”，有很多自由时间泡图书馆、干自己的事情，而他的学生“随着越来越重的修学分任务，几乎逃不了了”。
学分制的本意在于灵活地培养人才，张伟并不赞成学校靠“出勤率”来搞学风建设，他认为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硬制度搞得学生“毫无自由”。
可是，学生逃课都去干什么了呢，张伟也觉得很难打包票，可能不乏真正有人在玩、在混，甚至雇人代课，“不像我们当年，一般去听听讲座去图书馆看看书”。
“很多学生可能并没有自己的规划，只是出于简单的好恶来逃课。”程方平也表示担忧。
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程方平说，在他的印象中根本没有人逃课，“过去本科也还有很多名教授在上课”。曾经遇到不喜欢的课，但因为当时考试要求比较高，程方平还是去听了。“听了以后才发现老师也挺下功夫的，最后也是我感觉比较好的一门课”。
对于逃课，程方平认为不管肯定不行，关键在于怎么管。
笔者再次登录相关学校论坛时发现，代课广告已经销声匿迹，“晨光服务”的网络空间显示“被限制访问或删除”，小赵也因“学校现在查得很严”拒绝了再次联系。
为了治理逃课，小赵的学校出了新招。从3月开始，教室里每张桌子的中上方都漆上了一个小小的编号。
编号制度规定每个学生都拥有一个固定的编号，第一次上课就确定下来，没有经过申请不能随便更换位置，老师根据固定位置来点名。“这真是在所难逃”，接受采访的学生说。
刘小刚(化名)的学校也类似，除了老师点名，还有督导巡检。
即便这样，他依然代一个师姐上了一节课，开始他还有些担心，一个男生怎么能给女生代课呢？“完全是形式主义！”他后来才发现，督导“只点人头不点人”，根本不会发现。
“这种管理太机械化了。”程方平不假思索地表示，学生一出错就惩罚学生是不对的。大学应该有这样一种机制，让学生有渠道针对教学提出问题。管理应该更人性化，比如广州医学院，通过网上平台让学生对老师进行教学反馈，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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