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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们好像越来越沉不住气了——从陈丹青拒招研究生并宣布从清华美术学院辞职开始，不断有教授借助网络向自己所在高校“开炮”——先有人大教授张鸣在个人博客上公开批评高校的行政化、衙门化，后有浙江大学教授包伟民通过网络发布了《告考生》书，吁请考生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实际上则曲折地表达了对浙大刚刚宣布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的不满和批评。
一向给人以远离喧嚣印象的教授，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纷纷借助准公共媒体向自己供职的高校“发难”，无论其公开批评的手段，还是所揭示的问题，都显得颇不寻常。三位教授(副教授)分属三所著名高校，而其所披露的问题，分别涉及了高校的行政管理、财务制度，研究生的招生方式、培养目标，及更根本的教育指导思想。将这三起相互孤立的事件联系到一起观察，则相当完整而尖锐地揭示出目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对于诸位教授所提出的问题，必然存在不同的认识乃至争论，如果能够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充分而深入的讨论，则等于对中国高校的现行制度，进行一次全面的检讨和反思。
三位教授甘冒“破坏学校形象”之讳，打破“家丑不外扬”或“内部问题内部讨论”的传统惯例，公开表明观点、揭露问题，大约缘于以下的考虑，其一，认为这些问题积弊太久，单纯依靠内部力量已经无力改变，将问题公开挑明，不无“以外促内”的目的。其二，教授们认为这些问题并非自己所在学校所独有，而是目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共同问题。将问题付诸公开讨论，有助于提请社会的共同关注，促进从根本上寻求中国高校正确的发展之道。
从事件的发展来看，确实已经有教授为自己“家丑外扬”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张鸣教授所在的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就正式表态称：“我们坚决反对张鸣教授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坚决反对在媒体上‘打乱仗’的做法，因为这有损国际关系学院的形象，影响了学院的正常工作。”张鸣教授也已经因此而被免去政治系主任职务。但几位教授“揭短”行为引发的外部效应，确实已经起到发动舆论、探讨问题的作用，以往一直试图限制在校园内部的各种问题，暴露在公共视野的关注之下，由此而引发的热议，已经超越对教授们具体遭际的是非之议，形成了对中国高校制度的全面检讨。
教育事关国本，高校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来都不纯粹是学校“自己的”内部事务，关注、了解高校现状，参与高校发展战略的讨论，既是公众应当享有的权利，也是促进教育体制进步的重要力量。几位教授借助公共信息平台披露高校存在的问题，虽然或显操切，也可能给所在学校形象带来暂时的负面影响，但他们的举动，无疑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更高准则。同时，面对教授们公开揭示的问题，有舆论认为乃整体教育制度所致，不是一校、一长之力而可以改变。如此，教授们的公开“揭短”和公共舆论的广泛参与，正好可以从外部给予促动，有助于教育制度的变革。
另一个或许巧合的现象是，三位公开“揭短”的教授，均为人文社科专业教授。这一方面或许缘于人文学者的性格特质，但也与现行高校体制与人文学科的教育规律更加不适密切相关。现行高校的行政化、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和日趋“硬化”的指标考核，与自然科学学科，尤其是应用学科的规律虽有抵牾，但还大致可以相安，但与以自由思考、尊重个性为基本前提的人文学科之间，就有根本的冲突。三位教授披露的问题虽各有不同，但都与这种根本冲突密切相关。而教育制度与人文科学的发展规律存在如此尖锐的冲突，对整体社会文化的发展，必然有深刻的负面影响。一面是全社会对道德建设、文化发展的强烈呼吁，一面却是人文学者在高等学府中的如此不适，如此悖谬现象，值得教育管理者和全社会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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