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作为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的一个概念，从提出到成为一个全民性的话题，坎坎坷坷，已经走到第二十个年头。人们看到的是，虽然20年来素质教育取得了一定进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与其他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相比，它的前进步伐显得那么艰难和缓慢。
在这期间，全国各地探索出情境教育、愉快教育、赏识教育等富有创建性的素质教育模式，涌现出湖南汨罗、山东潍坊、安徽铜陵等一大批素质教育典型，不能说没有成功的实践；在这期间，教育理论界开展的素质教育大讨论和教育综合大改革，已经进行了几个回合，不能说在理论上缺乏积累。一年前，全国范围的素质教育系统调研和各大媒体上开展的素质教育大讨论，再次使素质教育成为一个高频词汇。
可是，这样一个与国家和个人休戚相关的教育实践，这样一个经社会反复讨论在思想上形成共识的教育理念，为什么推行起来这么难？究竟是什么阻碍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为什么今天的孩子不快乐
◇“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
◇“课业负担在减轻的过程中不断增加”
◇“片面追求升学率”升级为“全面追求升学率”
1988年，一篇《素质教育是初中教育的新目标》的文章见诸《上海教育》杂志，素质教育这一新概念引发了教育界旷日持久的教育思想大讨论。素质教育的逻辑起点是“纠偏”，纠应试教育之偏，是针对当时大学教育的过分专业化、中小学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是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提高全民族素质为目的的教育。
回过头来看，素质教育引起人们广泛讨论，绝不是出于偶然，它以丰富的时代内涵顺应了世界教育的发展浪潮，或者说，是世界教育改革的洪流汇成中国素质教育的横向坐标。
总体上看，20年来推进素质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各级党委和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推进素质教育，教育工作者努力转变观念，付出了不懈努力。比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招生和考试评价制度改革也在探索中逐步推进。尤其是中考改革试点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等级制代替百分制，增加综合素质评价等做法，为义务教育阶段实施素质教育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条件。
但是，在推进素质教育进程中，一些深层次体制性障碍仍然没有消除，一些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
一些地方“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
一些学校对待素质教育态度“积极”，行动迟缓，认为“可以说说不可真做，就是真做也不在主课中做。”
一些家长竞争目标不断提高，竞争重心不断下移，不仅想让孩子上大学，而且想上好大学，从幼儿园阶段就让孩子上各种校外辅导班。
一些学生思想品德状况令人忧虑，身心素质发展不容乐观，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受到压抑。
不少读者来信来电反映：片面追求升学率愈演愈烈，一些地方已升级为“全面追求升学率”，学生健康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小学阶段推进素质教育还比较顺利，初三、高中阶段实施素质教育的难度依然很大；“减负”喊了很多年，不仅没减，而且“负担在减轻的过程中不断增加”。
学校和家长达成“默契”，使得音乐课减了，体育课免了，睡眠时间缩短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创新能力泯了，正如本报一年前在素质教育大讨论中知心姐姐说的——“今天的孩子不快乐”！
是什么阻碍着前进的脚步
◇追求升学仍是人们的主要价值取向
◇教育结构不尽合理，优质资源相对不足
◇劳动人事分配制度忽视技能型人才的作用
课业负担过重，升学压力过大，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感受到应试教育这种活生生的痛。这个“老大难”问题几代领导人都关心，几十年都在努力解决；可为什么应试教育仍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纵观历史，科举的幽灵对推动素质教育是一个隐形障碍，它潜伏在多少人的脑海里！流淌在多少人的血液中！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注重的是现世功业，以努力拼搏、求取功名作为人生目标。科举制度下读书人十年寒窗、金榜题名、高官厚禄的三部曲，无师自通地被我们模仿着、重复着：苦读、应试、求职。然而，应试教育也像科举制度一样，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发展、牺牲一个民族创造力为代价的，说到底还是“误尽天下苍生”。
横览现实，尽管人们能够接受素质教育的理念，但追求升学仍然是主要的价值取向。问问现在的家长，孩子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多数人的回答是“考上大学！”能怪家长吗？现实决定了家长的选择，因为高学历意味着高收入，意味着高选择机会，意味着高晋升机会，意味着会有一个光明的前程。而且现在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承载着一个家庭、几代人的希望！
如果一一列举，推进素质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还有许多许多：
——人口众多，经济还不发达，人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还是求职谋生，安身立命。加上我们的就业结构和人才成长道路单一，就业竞争和人才选拔日趋激烈；
——劳动用人制度和社会分配结构忽视技能型人才的作用，导致社会片面追求高学历，这种压力层层传递到教育内部和家庭内部，使中考、高考竞争不断升温；
——教育结构不尽合理，职业教育出口不畅、分流的吸引力不强，升学压力直接指向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
——教育总体水平仍然偏低，优质教育资源难以满足需求。
还有，学校作为实施素质教育主阵地，其内动力、创新力和生机活力尚未得到有效激发，校外教育和社会实践缺乏制度保障，社会各方面还不能为素质教育提供强有力支持……总之是新旧矛盾盘根错节，体制性障碍与政策性问题共生并存，教育内部与社会环境相互影响。
这种种原因，使得学生仍是“考什么学什么” ，老师依旧“怎么考就怎么教”。其结果是，无论不幸被淘汰的，还是有幸被选中的，都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和创造的潜力。这种“选拔—淘汰”的教育，的确像一根魔杖，所向之处，无一幸免。
法国作家安德烈·莫罗阿有一段话，很适合描述目前素质教育所面临的窘境：“什么事情都好似由于众人犯了一桩巨大的谬误，而这个谬误却是大家都参与着的，且大家都想阻止，而实际上终于莫名其妙地受着谬误的行动的影响。”也就是说，这根魔杖受到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控制，不是哪一个部门独立操纵的。
这样看待素质教育推进的艰难，就不再会满腹牢骚、满腹抱怨，就能设身处地想想，自己该为推进素质教育做点什么？比如老师，提高教学质量，少给学生留一点作业；比如家长，多欣赏孩子的优点，少给孩子报一些补习班；比如地方政府，从政策上多往素质教育轨道引导，别把升学率当成GDP。
什么是打开改革羁绊的关键
◇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落实“健康第一”
◇全面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稳步推进高考改革
◇建立有利于人才多样化发展的劳动人事制度
推进素质教育极为复杂和艰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要求，决定了加快推进素质教育有着极大的紧迫性。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问题，教育系统身负重任，应该从哪里着手突破？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落实“健康第一”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全面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大力提高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把教育信息化作为推进素质教育的战略举措……这些都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环节。
而社会上谈论最多的，还是高考制度。恢复高考30年来，可以说高考改革的呼声从未停止过，高考制度改革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1999年试行“3＋X”科目改革，试点网上录取，2002年推广到全国；北京、安徽等地试行春季高考，高考时间由7月改为6月，对考生年龄的限制也逐步放开；近年来又在16个省进行了分省命题的改革，在53所高校进行了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的试点。这些都是逐步使高考走向公平的努力。
的确，不进一步改革高考制度，素质教育难以向前推进，但高考改得不好，教育天平就可能出现失衡。目前高考改革正处在实行统一考试与兼顾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统一选拔与发现特殊人才，保持一定考试难度与减轻学生负担、扩大高校自主权与保证公平公正，考试多样化与高效简便等等一系列两难选择当中，这个被一些人指斥的“万恶之源”实则是“万难之源”。因此，高考改革既要积极推进，更要十分审慎。
目前需要大力倡导的，是办好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加大分流的力度，增强分流的吸引力。加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沟通和衔接，加强职业资格证书体系的建设，在职业资格证书和高等教育证书之间建立对应、等值与衔接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把应试教育的“独木桥”变成人才成长的“立交桥”。
改革用人制度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在素质教育系统调研中，86.3%的调查对象认为，社会用人观念和用人单位的需求，是对素质教育影响最大的因素。长期以来，我们在人才使用方面崇尚高消费，在人才评价方面注重高学历。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项调查，94%的美国招聘广告没有学历要求，而我们的人才招聘广告常见的文字是“35岁以下，硕士以上学历”，更有“本科生不要不要，研究生研究研究，博士生欢迎欢迎。”的荒唐标语。
这样的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要加快建立有利于人才多样化发展的劳动人事制度，制定科学的用人标准，完善行业、职业准入资格制度，引导企事业单位树立科学的用人观，完善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社会化评价体系。
“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单靠科学家来操劳。”借用美国科普大师阿西莫夫这句话，我想说，素质教育太重要了，不能单靠教育界来推动。只有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学校、社区、家庭都积极行动起来，才能形成推进素质教育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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