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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里并非只能装钱
重庆的李发英老太太最近决定，今年春节给孩子们发红包，除了装钱，还要装进她亲自撰写的四副春联。(见《重庆晚报》)这则新闻，给笔者一种如沐春风之感。发压岁钱是中国的传统，本来是为了图个喜庆，可现在却变了味。拿到红包，不少人关心的是红包里到底装了多少钞票，更有甚者，还互相攀比，因为红包钱数的多少而产生矛盾和纠纷，你说这是何苦呢？其实，红包里不仅能装钱，也能装进亲情、温情、祝福等更为美好的东西——这些都比钱要宝贵得多。(北京乔志峰)
“黄帝纪年”背后的文化心理
最近有学者倡议要以“黄帝纪年”作为中国人的纪年法，名为“中元纪年”。看来，不少人还存在着“见佛就拜”的情愫。当旧的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被打破，而新的内容尚未确立时，对旧有生活方式的怀念似乎难免。但是不少人眼界狭窄，总认为“凡是传统的东西都是辉煌和伟大的”。这与我们“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大物博”之类的教育宣传不无关系，以至于今天，不少人面对世界文化熟视无睹，面对传统中的糟粕无力扬弃。看见祖宗就磕头，即使是小脚、鞭子和文化自宫，他也会叫好，真是可笑。(滕州冯磊)
诗歌戏剧的“高考复兴”
今年高考语文大纲规定“作文可写诗歌戏剧”，宣告多年来被高考作文所排斥的诗歌、戏剧将不再是考生的写作禁区。近十几年，我们行走在一个丢失了诗和激情的年代，高考所拒绝的“诗歌戏剧”，或者其所极力推崇的“话题议论”，不正隐喻着我们的文化生态吗？可能我们都忘记了：汉语言文学的记忆恰恰是从诗歌起步的，解禁恐怕也更符合高考公正和公平的价值旨归。今日诗歌戏剧的“高考复兴”，哪怕是能让考生知晓什么叫“诗意的栖居”，什么叫“戏剧地生活”，也将是一件功不可没的大事，其深远意义，远在“高考作文”和“诗歌戏剧”两个命题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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