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段艰难旅程。”王女士的孩子今年刚刚升入朝阳区外国语学校，提到刚刚过去的“小升初”，她感叹道：“你如果问100个家长，会有90个‘过来人’表示，这其中‘一言难尽’。”
多方打探目标学校招生信息，精心准备简历，赶场参加一次次面试……几个月后，终于接到了目标学校的电话通知。这时，她和孩子竟都瘦了一圈。
像王女士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事实上，择校问题由来已久。1986年，“就近入学”被明确列入我国第一部《义务教育法》。但是，一批重点学校在国家的长期投入和大力扶持下，在教学条件和水平上已经与其他学校有了较大差异。在电脑派位之外，这些学校均有一定量的提前招生名额。而家长和孩子们苦苦相争的，便是好学校这些为数不多的名额。
择校违反现行就近入学政策，并常常表现为以分数择校、以权力择校、以金钱择校等不正常现象，严重影响教育公平，受到各方诟病。
2006年，新《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教育部此前提出，要下定决心解决择校问题，将重拳出击，采取多方措施啃掉这块“硬骨头”。 “择校”背后有一条斩不断的利益链
“划片招生好啊。可是好学校升学率高，校风好，老师水平高，将来考上好大学的机会也大。家门口的学校，对比之下差距很大。为了孩子以后能走得顺点，现在只能辛苦一点了。”家长刘女士对个中苦甜有着自己的认识。
为了择校，许多孩子从三、四年级起，就开始了备战征程：学特长，上奥数班，准备公共英语等级考试。国家统计局、教育部对全国部分大中城市的一项最新调查表明，80%的小学生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奥数班、兴趣班和考级班，并多数在两个以上。
今年六七月间，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监控与评价工作组在对北京市18个区县和燕山地区实验班做了相关调查，共涉及4300多名小学生及1000多名初中学生。调查显示，6成小学生睡眠时间达不到国家标准，近四成中学生睡眠不足8小时。
孩子累，家长也同样叫苦连天。可是，择校行为却屡禁不止。这是因为，在择校背后，有一条强大的利益链。
“2005年我校升学率87%，全市排名第二；其中，考入清华大学18人，北京大学12人……”一直以来，升学率和重点率，都是学校招生简章中的关键词。而每年高考之后，各中学门口高挂横幅，上书升学率、上线率和重点率，已经成为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
在家长们中间广为流传的全国中学排名中，位于湖北省的华中师大第一附属中学以升学率100%名列榜首。
事实上，无论是哪所重点中学，都无法承受由升学率牵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旦升学率降低，招生将直接受到影响，生源质量下跌，进而教学成果不再突出，优质教师开始外流，各种奖励和荣誉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如期而至……新一轮升学率仍然下降，学校将陷入可怕的恶性循环。在这样的压力下，各地各校的姿态惊人的一致：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升学不放松。
升学率，也是校方向家长伸出的妩媚“橄榄枝”。正如刘女士，在许多家长心目中，孩子要想有所成就，一定要考入为数不多的重点大学。而好的小学、中学，是进入好大学的必要条件。
“学校的目标正是招收尖子生，考出高分，保证或者提高学校的升学率。家长的要求和学校的目标一拍即合，所以，择校成功的家长往往是欢欢喜喜去交择校费、赞助费。花更多的钱，买更好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完全值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檀传宝教授说。
在北京市，各校提前招生的名额被区教委严格限定。但是开办分校的举措为招收更多优秀学生解除了后顾之忧。某附中等一批优质学校纷纷改设民办公助的初中分校。按照规定，分校应实行独立的法人，独立的财务核算、人事管理，独立的校园、校舍，独立进行教育教学。当然，招生和收费也不再遵守公立学校的标准。
事实上，一大批分校只是在招生和收费方面实现了独立。在某附中分校的招生宣传中，家长们看到这样的字样：分校将聘请一部分附中的骨干教师到分校兼任新初一、新高一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附中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原主管教学工作)、物理特级教师担任分校法人和校长。副书记、语文高级教师任执行校长。分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目标，学生培养目标与附中是完全一致的，是附中优质教育的延伸。
如此，学校以升学率为筹码，从家长手中换取赞助费和优质生源；家长以金钱为代价，预支孩子未来可能的高分。这是一条难以斩断的利益链。 “择校”利益链后的连锁反应
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为了学校自身的利益，也为了守住对家长的“承诺”，校方选择“轰轰烈烈搞素质，扎扎实实抓应试”。好学校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以其无可抗拒的强大吸力不断将优质资源吸纳其中。
“某中学初一招收了10个班。其中，一、二、三班是实验班，四、五班是重点班，其余为普通班。实验班是按数学成绩选拔的前100名学生，相比而言理科成绩比别的班都好，平均成绩比重点班大概高3~5分左右。而重点班是按总分选拔的两个班，文科成绩较好。总体来说实验班比其他班都好，而且实验班的各种机会都会多一些。实验班和重点班的考试卷子基本是一样的，有时也不一样。和普通班相比平均分每科都多十几分到二十几分左右。”知情人告诉我们。
为了进入实验班、重点班，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被用来重复练习。被选拔出来的一部分人成为应试教育的精英；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则长期在考试的失败和受挫中生活。
以升学率为根本驱动力的教育模式，直接打击了素质教育。在部分地区，教师的业绩评估与升学率直接挂钩，学生的考分成为衡量教师的重要指标。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校的教师不再以培养全面发展、人格健全的学生为目标，相反，成为打造高分机器的工匠。
应试教育产生不了教育家。时代需要有思想，有创新的教育家。然而，在当前以抓升学率为指向的博弈中，真正探索教育规律的教育家无从施展；相反，考试专家却成为走红江湖的“游医”，备受各类考生青睐。
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不仅动摇了教育公平的根基，也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择校，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孩子们家庭背景的较量。 择校，已经成为一场无人取胜的博弈。
破冰之旅，始于均衡资源
事实上，在“小升初”中感受到压力的不止学生和家长。北京市西城区某示范学校初中部校长说：“每年招生时，我们都忙碌到极点。录取名额只有二、三百个，报名的学生却往往上千。”
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社会现实需要，是产生择校问题的客观根源。“遵循国家就近入学政策是家长的义务，但是自由为孩子选择学校也是家长的权利。要保证不择校，首要前提是保证孩子能够就读于令人满意的学校。”家长张先生说。
今年年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分组审议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时，一位委员提出：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不足10平方公里有6所重点小学，全市的人都盯着这几所重点学校。有的孩子刚出生，父母就想办法把孩子的户籍挪到这个区域里，为孩子将来上学做准备。这导致天津市不得不出台规定，三代前在这里居住的家庭的孩子才能就近上学。由此可见，“就近入学”仅靠简单规定是不足以应对现实的。
在基础教育阶段，“国家和政府承担着教育的使命。义务教育必须实现教育公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乔卫平说。
“就近入学，限制择校，其本义正是限制以权力寻求优质教育资源，维护教育和社会公正。这一基本方向非常正确。现在我们需要研究和实践的，是如何切实均衡教育资源。”乔卫平补充道。
安徽铜陵从三个角度入手均衡教育资源：一是以行政手段保证不再向“重点”学校倾斜，同时斥巨资扶持弱校；二是实行校长和教师轮换制，先后将30多位市区教学骨干派至薄弱学校；改革高中招生办法，将优质高中入学指标平均分配到各初中，分配比例从1997年的40%提高到2005年的60%；三是招生制度上实行透明化，招生信息完全向民众公开，将教育公平置于社会的刚性监督之下等。在这些措施之下，各学校之间的办学差距逐步缩小。
通过对形成学校间差距关键因素的教师实行再分配，和在五个城区组建49个教育资源高度共享的“大学区”，辽宁省沈阳市实施综合改革的中学也达到城区学校总数的58%。大学区内的学校打破了原有界限开展教育教学管理，不仅统一组织备课、统一组织教学，还实现统一安排教学人员。
北京地区也积极行动，展开了相应试点。2006年，示范高中校拿出了5%至10%的招生指标分配到各区县纯初中校和九年义务教育一贯制学校。
这场令人瞩目的改革在推行过程中面临极大的阻力，也引起广泛的质疑：小城市、部分地区的改革经验对于大、中城市择校“重灾区”是否适用？校长和教师轮换，重点高中招生受限，会不会影响教学质量？
北京市一些校长甚至明确表示，按指标招生将会使示范高中的教学质量下滑。
此外，师资流动起来之后，一所学校固有的文化能否得到良好的传承和发扬？不断流动的师资对课程衔接、学生适应等是否不利？
有一位地方教育局的负责同志在与记者交谈时提出一种“水缸”理论：应试教育就像一个大家抬起来的盛满水的缸，谁先放下，谁就会承受损失，只有大家一起放下才行。
均衡资源的几点思考
“这就引出三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其一，均衡资源配置之后，能否保持优质；其二，如何衡量教育质量；第三，社会能否提供配套的改革环境。”乔卫平说。
檀传宝做出积极回应：“均衡教育资源，不是搞平均主义。各个学校还需要保持和发展自己的特色优势。但是在基础教育，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均衡师资和硬件条件等进而均衡生源，是最终化解择校问题的基础。”
均衡教育资源，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现有条件下，削弱学校之间的差距是操作层面的问题。而教育资源的普遍提升，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需要教育环境、教育政策、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支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乔卫平说。而资源均衡后的教育质量，则涉及到对教学质量的重新定义，以及检验标准的重新制定和考量。“唯升学率的计量，按考分的排名，都将不复存在。当学校间不再关注和比较考试结果时，老师和学生才可能有实施和接受素质教育的空间。素质教育不应该沿用之前的‘唯考’论来检验教学成果，而更多地从孩子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潜力方向来设计。”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袁本涛博士认为。
如此，也就打破择校过程中学校和家长之间环环相扣的利益链。而只要双方还存在升学率的需求，择校问题就难以真正化解。
当然，消解升学率的影响，“需要高考制度的配套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一天不改，应试教育一天不停。”袁本涛说。
好在，跟均衡教育资源的行动一样，高考制度改革的试点和方式也一天天多起来。至2006年高考，全国共有16个省市实行自主命题。22所高校取得了自主招生资格，今年增加到53所。
“高考指挥棒的转向和高考制度的逐步改革，不仅能够适应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还要适应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的需要；高校自主招生是选拔、培养优秀人才和提高办学质量的可行途径，而且有利于破除我国现行考试制度一考定终身等弊端。”乔卫平说。
教育是关系千家万户的事业，而教育改革也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深远，且成效相对缓慢。在义务教育阶段解决择校问题，均衡教育资源，打破学校和家长之间的利益链，还需要借助于家长观念的转变，需要各级、各地学校和教育部门的大力协作和勇敢实践，以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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