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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孟母堂”事件犹在耳边，10月8日，“庙学合一”的郑州文庙又通过新华社的图片宣告开课。“一窝蜂地要孩子背四书五经，是开历史的倒车。”文怀沙此言一出，即掀波澜，近来沸沸扬扬的读经运动似乎被大浇冷水。经书到底是“民族文化的根”，还是“封建思想的残余”？
反对：背经是“蒙启”
几乎所有反对读经者都提倡读好的古书古文，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比如，文怀沙说：“中小学课本中选录优秀的四书五经文章是好事。”李泽厚更费时费力写了大部头的《论语今读》，供现代青年亲近古籍。
学人们反对读经的理由大致相同。儒家经典中的很多道德思想观念是与封建帝制的政治经济体制、小农生产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即便是“原则上支持读经”的杜维明，也不讳言儒家传统的糟粕和遗毒——反民主的权威政治、小农经济的保守意识、宗族等级思想、男性中心主义、缺乏理性、蔑视客观法律规章的人治、配合专制统治的奴性教育、荼毒生灵和个性的纲常名教、标榜君权父权夫权的伦理礼教等等。而这些东西被不加区分地一股脑儿灌进没有辨别能力的孩子脑子里，后果极其严重。
北京崇文区教科所的饶芳说，读经本来无可厚非，可牵涉到孩子，就该慎之又慎。传统经典精华与糟粕并存，如何区分？由谁来区分？标准是什么？这个区分的工作非常重要而艰巨，但现在的读经几乎没有教材的筛选，没有师资的培训。儒家的“经”有一大堆，糟粕极多，作为教材很有问题。
背诵这种教育形式也受到较多质疑。岳麓书院的吴仰湘认为孩子如果不解其意地填鸭强灌，会打击破坏孩子的好学心，有害无益。而据媒体报道，上海市教委叫停“孟母堂”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开展的“读经教育”，从内容到教学方法，都与义务教育法中“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不符。
读经还因涉及经济问题而愈加复杂。无论是孔庙旅游、炎黄帝陵祭祖、少儿读经网，还是诵读版图书、学习资料、朗读光盘的出版，直至作为民间办学和培训班新形式的现代私塾和读经班，都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支持读经的声音当中不能排除这方面的因素。
支持：经书是民族文化的灵魂
蒋庆是提倡读经的领军人物。他指出儒家经典是中国文化的灵魂，特别是自隋实行科举制度以后，中国有1000多年的经典教育史。蒋庆强调读经的关键是培育孩子的“中国心”，所谓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文化意义上的，而中国文化的代表，就是经书。儿童读经是关系中国文化复兴的大事，他引用牟宗三的话，“儿童读经是中国文化的银行储蓄。”海外的杜维明也主张在“儒门淡泊”的现状下，对儒学传统做同情的了解，多接触多阅读总是好事。
针对批评孩子“和尚念经”苦不堪言的声音，支持读经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曾品元认为，读经之利弊最终需要看实践的效果，而这是需要时间的，无论是孟母堂里能流利背中英文经典而不解其意的孩子，还是没有上过一天学却考上大学的14岁小姑娘辛蕴甜，目前都不能说明读经对于孩子的全部人生意味着什么。蒋庆对此的看法是，儿童的理性发展不成熟，自觉性差，不可能自主要求学习经典。所以儿童读经必须强制，由家长老师严厉督促。等他们长大，自然能理解其利。他的教育理想是培养内圣外王、华魂洋才的经世人才。“内圣”是内心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要求，“外王”是能从事各种实际的事业，儒者加专家，“华魂”加“洋才”，就是理想的中国人。
讨论的深化：教育的出路和传统文化现代化
思考读经可以从两个角度深入进行。其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其二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反思。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是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明之后，百余年来中国的第一课题。当下围绕读经展开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百年前五四“启蒙”运动和现代新儒家“保种”分歧的再现。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接上现代文明的枝叶，我们还在摸索中前进。另一方面，当今教育现状令人不满意，于是种种弥补方案纷纷出炉，出国接受基础教育是一种，读经，以及与读经相关联的现代私塾，也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一种反思。现代人才不可能通过读经和私塾教育来培养，而没有读经教育，中国传统文化又该如何承袭？
凡此种种，都是问题。在被泼凉水之后，但愿读经热开始进入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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