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技校老师陈平福因患心肌梗塞，重债之余，还要给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寄生活费，无奈之下，只好到远离厂区、学校的市区卖艺乞讨。对此，人们颇有微词，学校也感到“有些不妥”。
但是，有什么不妥，校方未予澄清；倒是路人给了个理由，认为“作为一名老师，在马路上卖艺乞讨，怎么能有好的精神状态传道授业？”其实，陈老师可能有经济来源方面的精神困扰，出来乞讨，就是应对这个困扰的不得已之举。至于传道授业，孔夫子也宣称“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靠乞讨过日子，拿得起、放得下，陈老师的状态不可谓不佳。
看来，这些不妥，还在于场景的不对应。乞讨者多了，谁都见惯不惊，惟其不是、或者不知道是教师；教师谋生的手段或许不只教书而已，乃至于变相的乞讨或者索要，我们尚能理解，惟其不站马路上而已。教师乞讨而又站在马路上，一定是“有些不妥”，而且和乞讨的格调是很不相洽的了。
那么，教师该站在哪里乞讨呢？
换一种方式，陈老师可以和别的某些教师一样开个补习班、培训班什么的，家长趋之若骛、学生惟命是从，钱讨的冠冕堂皇，尽管违规违纪，却不失身份地站对了地方。位置决定身份，违规违纪可以置若罔闻，却绝不是乞讨者，大家认为他一样有好的精神状态传道授业。但他没做，不知是否大的道义战胜了私利的理由，于是极其情愿地站在了马路上？
另一种方式，天天到厂里、学校，站在领导的办公桌前叫穷、叫苦、提要求。领导越堵，他越觉自己申诉得理；领导越烦，他越要四处上访求告。有实际困难嘛，说说并要求解决，属人之常情，何况他是教师，解决困难能让他有好的精神状态传道授业；站在领导办公桌前而已，还好他没出去当街乞讨。但他去了，不知是否路的断绝阻隔了廉耻之心，于是极不情愿地站在了马路上？
问题在于，站在哪里，都必须以乞讨的姿态，他的福利待遇外加单位的慰问支持不足以应付一场大病。站在哪里乞讨，不但考量教师的身份地位、品格勇气，也考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得失和公众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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