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在昏暗的灶房里，王肖龙边低头拉着风箱边对记者说：“我做梦都想上大学，可是又害怕真的考上了，学费不知道从哪里来。”今年，王肖龙的高考成绩比陕西省理科二本录取线高出24分。靠种苹果、粮食、芝麻、绿豆，王家1年的收入不过4000元。为贴补家用，王肖龙的父亲长年在外打工，40多岁就落下了心脏病的根儿，去年仅看病就花了1.6万元，欠下的七八千元外债至今没还清。而王肖龙的妹妹今年也在读高三。
王家面临的困境，在他们的家乡陕西省合阳县――一个地处黄河西岸、渭北高原的“国家级贫困县”，并不鲜见。最低时1287元，最高时也不过1580元，这是合阳县近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状况。
“这可是连烧火的麦秸秆都折价计算在内的。”63岁的合阳县商会副会长党宪宗说。
16年来，党宪宗看到过太多因大学生求学带给当地贫困农家的种种困境。他自费走访110户农家，写了2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反映农民家庭供养大学生的一系列问题。
不吃不喝奋斗10年才能供养1个大学生
老党给记者算了笔账：供养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约1.2万元，4年近5万元。在合阳，这相当于一个3口农家10年的纯收入。也就是说，一家农户不吃不喝奋斗10年，才能供一个孩子读完4年大学。
然而，就是这个贫穷的农业县，却是远近闻名的“教育大县”。
记者在合阳县教育局了解到：多年来，该县高考升学率始终在当地名列前茅，每年有四五千人升入高校。今年，全县就有5256人本科上线，4339人专科上线。这其中，80%都是农家子弟。
“就是因为穷怕了，农民都将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再苦再累，也要供他们上大学，让孩子跳出农门。”老党在走访中发现，为供养孩子上大学，这些贫困农家背负起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不少贫困农户为供孩子上大学不得不去借高利贷
在黄河边的坊镇东雷村，一处很大的院子里，5间快要倒塌的房子显现出这户人家生活上的贫困。农妇王秀娥坐在自家一张矮凳上说：从1995年大女儿考上大学后，连续又有3个孩子上了大学，每个孩子1年的学费、生活费都要1万多元。至今，家里已为孩子们上大学花去了约11万元。而她和丈夫累死累活，1年也只有五六千元的现金收入，买了化肥、种子后，只剩下3000元。
为了多挣钱，夫妇俩想尽了办法。除了养鸡、羊、牛，已经四五十岁的王秀娥还到山沟里抓蝎子卖，常被蝎子蜇不说，一次还滚下山崖摔伤了腿。地边种了点芝麻，只值3元钱，她也舍不得吃。到黄河滩挖药材，一天挣两元，王秀娥也要去。家里还贷过1万元的高息贷款，光利息4年就8000元。
城关镇小郭村党某也贷过3万元高息贷款。“那是‘黑贷’，年利率20%。”她说，当时自己根本顾不上利息多少，只想着能把孩子先送走。党某的3个孩子都上了大学，至今共花去12万元，最多时欠外债六七万元。为省几元饭钱，党某在孩子们上中学时送了7年饭，孩子上高中离得远，她每天中午提着面条和馍一路走到县城，一个来回要花两小时。
在合阳期间，记者走访了数户有大学生的贫困家庭，但几乎都没见到大学生本人。这些大学生暑假都没回家，一是为省路费，二是为留在学校打工挣钱。
在当地，每逢暑假，农村的男孩子也会跟随父母到外地打工，贴补家用。王肖龙就随父亲去过山东，多是在工地上干些背砖、扬灰的活儿，有时一天的工钱不过5元、8元。
为供大学生，一些农家被拖垮
上联：学费挣够了；下联：母亲累死了；横批：死也值得。这是一幅由乡土作家题写的挽联，曾贴在王全胜家门上。
年过7旬的王全胜老汉说，自己年轻时因劳动受伤，生活长期不能自理，全家生计仅靠老伴一人支撑。为筹几个孩子的学费，老伴种地、干家务，还要拉煤挣钱，最终积劳成疾，在二儿子考上大学的第二年突然病故。整个家的生活随之陷入困境。
在合阳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只要家里出了一两个大学生，生活水平就会急剧下降。
坊镇东雷村1组，是全村出大学生最多的小组，63户中有20多户供过大学生。这20多户，也是同组里家庭经济状况最差的。一些人家至今还住在100多年前的老房子中。
在被誉为“秀才村”的城关镇小郭村，全村只有500多人，自恢复高考以来，先后出了100多名大学生。与外村相比，小郭村的房舍状况似乎还停留在20年前。
该村党支部原书记范永禄告诉记者：大学学费这几年水涨船高，供养这些大学生至少使小郭村村民支出上百万元。目前，合阳的农户盖5间的砖混结构平房约需4万元。由此推算，如果不是供大学生，该村起码能盖起近百间新房。
记者随老党来到和家庄北渠西村党某家。她家的大门令记者吃惊：就在黄土墙上掏了个洞，用破木板当门扇。以前，党家在村里算得上中等户，因供3个孩子上学，现在成了村里最穷的人家。
党某的一个儿子含泪说，他最难过的，是父母半年的零花钱只有几元钱。党某则说，待在家里，屋里有粮、地里有野菜，不需要花钱，但儿子在外面，什么都要花钱，她1个月才能给儿子300元生活费，让娃受苦了。说到这儿，母亲和儿子都落了泪。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防虏寨乡定国村农妇黄某的两个儿女都考上了大学，最多时家里欠债有10万元，1年利息得一两万元。精神压力和劳累压垮了黄某的丈夫，他因无钱治病最终离世。
供出大学生，依然难脱贫
贫困农民含辛茹苦，供养出的大学生能否“反哺”家庭，帮助父母脱贫？答案并不令人乐观。
走访中，老党常会问“供孩子上大学，经济上是否合算？”这些受访父母大都回答：我们不算那账，也从来没想着让娃挣钱回来，只要孩子们有知识，到社会上能干事就行。
王秀娥的两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但都要买房、结婚，经济紧张，她从不敢要孩子的钱。一次孩子要塞给她300元，她硬是推了回去：“你给我钱，别人不知道，不如给我买身衣服，村里人看见都知道我娃孝顺”。
不仅不求回报，一些父母还心怀歉意。党某说，人家给孩子留遗产、留房子，而她给孩子留的是债务。皇甫庄乡一户农民，为供孩子上学，夫妻俩砸石头。这一年暑假，上高一的二儿子为挣学费砸石头，没想到出了意外被炸死。就这样，他们还是将另一个儿子和女儿供到了大学毕业。之后，儿子当了医生，但至今没买房；女儿毕业后找了份很不理想的工作。他们说，因为自己是农民，没钱帮儿子买房，也没本事帮女儿找工作，对不起孩子。
实际上，供养出的大学生很少有能力回报家庭。一个农民积劳成疾去世了，党宪宗对这个农民已经工作的女儿说：“弟弟以后的学费，你得承担呀！”这位女大学生回答：按说，我应该承担弟弟的学费，可我工作时间不长，工资不高，又得结婚、生孩子、买房子，还要努力适应城市生活，缩小和城里人的差距，不然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丈夫也出身农民家庭，一个担子挑两个包袱，能担得动吗？
从合阳考上大学走出来的渭南市农业局干部王彪告诉记者，有些人在大学毕业20年后，才能回报父母。可这时候，父母已经老了，吃不动，喝不下，享受不了，有的可能早已不在人间。
他们对国家助学政策了解不多
针对贫困生上学的资助问题，我国从1987年开始就相继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贫困家庭对此知之甚少。
王肖龙告诉记者，他曾听同村高年级的学生说过，可以申请助学贷款。但具体怎么办？自己一点儿也不了解。学校并没有相关的宣传，甚至连老师也不清楚，他只能从历届学生那儿打听。
同时，贫困地区的传统观念也影响了助学贷款的申办。记者走访的7户农家，提起助学贷款来，他们大多还是主张想办法向亲戚朋友借贷，一是不知道助学贷款到底好不好办，二是宁愿自己欠债，就是再苦再累也能担，可千万不能让孩子刚走出家门，就先背上债。
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组去年对北京、河北、山西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百名特困生的问卷调查显示，近八成特困考生对国家资助政策只知道一点，还有7.1%的特困生表示从未听说过任何有关国家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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