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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逻辑与辨证、演绎与归纳。美国密西根大学的Nisbett教授指出，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思维为主要特征。诚然，东方擅长思辨、体悟，基于过去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认知，靠洞察力、潜意识甚至第六感官进行思维，常撇开细节枝节和过程，无需求证，靠直觉指引，直指问题的本质和核心。西方则更多地运用逻辑，不管是形式逻辑还是数理逻辑，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其思维缜密严谨，环环相扣，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严格求证。逻辑思维为西方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爱因斯坦曾言：西方之所以(暂时)优于东方，是因为西方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的早期建立，及近代实证主义和实证科学的发展。再则，西方思维是演绎型的，从一般到特殊，从一般原理或前提出发，经过删除和精化的过程推导出结论，通常在蕴涵的概念下进行。东方的思维方式则是归纳型的，从特殊到一般，举一反三，由此及彼，见微知著。
4、定量与定性、绩效与操行。西方在分析问题时，尽量拿事实、数据和报表说话；在制定目标时，强调目标的可度量性，注重将目标细化、量化、节点化。东方更倾向于从事物的性质上加以把握和判断，把定性放在首要和优先的地位。西方强调绩效和结果，倡导绩效导向，数字说话。在承认辛劳、苦劳、疲劳的同时，更看重功劳。对一个人认可与否，不是看他的身份、头衔，也不是他的家族，而是业绩。东方在评价一个人时，固然会看其客观绩效和结果，但对其主观的努力和做事的过程同样予以充分考虑，尤其是本人的态度、操行和修养。儒家文化十分强调个人修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放到第一位。东方在判断一个人时，比较注意其身份，特别注重老幼有序，君臣有别。
5、方与圆、术与道。圆可以解读为灵活性，东方崇尚“圆”，凡事讲变通，善于随机应变，能屈能伸；做人讲圆融，于人方便于己方便，注意换位思考。西方崇尚“方”，“方”可以解读为原则性。做人中规中矩，棱角分明；做事讲究章法，遵从规则，按部就班，机械化作业，程式化加工。西方人重“术”。“术”可狭义地理解为技术、技能、技巧、诀窍或学术，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专业的执行能力，即“正确地做正确的事情”(doright thi ngs ri ght)或“有效率地做有效益的事情”的一整套方法。比如说六西格玛、平衡计分卡、价值链分析等等，就是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好的一整套方法，西方在这些方面非常擅长。这也是为什么在全世界众多商学院里，西方教材尤其是美国教材占优的重要原因。东方人尚“道”，坐而论道，起而行道，参禅悟道。概而言之，道是存在的终极，意识的极致；是事物内在的根本的规定性，是事物存在和变化最普遍的原则；是将经验上升为概念，上升为理念，再上升为哲学，再进一步凝炼后的最高境界。“术”可学可教，然而“道”不可学也不可教，故有东方神秘主义一说(F·卡普拉：《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6、求真与务实、本原与终极。如果把“求真”视作“学以致知”，而将“务实”视作“学以致用”，那么相对而言，西方人求真，东方人务实。西方思维里有一种传统，就是高度关注“精神性”，追求“本原性”，倡导学以致知，为学问而学问，凭着自己的真性情、好奇心，甚至仅仅因为爱好或有趣，不断追问，不遗余力地探究人生的根基、事物的本原。牛顿寻求“第一推动力”，爱因斯坦探究“统一场”就是极好的佐证。东方人强调务实，做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最终(终极)得到现实的效用和利益。《九章算术》的影响力和对人类知识创新的推动力之所以不及《欧氏几何》，很重要的原因是《九章算术》止于实用的层面，未能透过实(应)用进一步构建“形而上”的知识体系和学理探索；李约瑟所著《中国科技史》详举了古代中国众多的智力成果，但细加思量，其中多数成果为实用的技术性发明，而很少理论层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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