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开大学，一场曾被寄予美好期望的图书漂移活动，出现了发人思考的转折：140余本贴有“图书漂移”标签的图书全都不翼而飞，它们的读者显然并未遵守“阅后请放回原处”的游戏规则。如今，所有的图书投放点都空空如也，仿佛一切未曾发生过。
然而，曾经热热闹闹的这场活动，还是在校园里留下了一些什么。一名获悉此事的教师说，少数把书带走的“害群之马”，违背了“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要求，损害的是几千名南开学生的声誉。
活动发起人、南开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徐燕表示，这让组织者感到灰心，但不会因此放弃进一步开展活动。
图书漂移挑战大学生公共意识
图书漂移，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书友将自己不再阅读的图书贴上特定标签，投放到公园、茶馆、商场等公共场所，其他人便可“偶遇”自己感兴趣的书，阅读完毕再按照书上附带的标签要求，将其送回原处。这种活动是爱书者发起和倡导的，目的在于节约图书资源，让好书遇到更多知音，它有助于培养现代人的读书习惯，也是消磨时光、放松身心的手段。
据了解，南开大学的这场图书漂移活动是中国大学校园里出现最早的，在全国也很罕见。由于大学生更易接受新鲜事物，而且是素质较高的群体，这样图书在校园里漂移的安全性和利用率相对更高，可以保证更多人从中受益。这是活动主办方的预期。
南开大学图书漂移的主办方是一个新成立的学生社团——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的拓展协会。副会长张锐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他说，当初成立社团的背景就是：大学生素质参差不齐，很多用人单位认为大学生虽然可塑性强，却普遍清高自私，缺乏团队意识和为他人奉献的精神。拓展协会的主要工作是对学生开展一系列素质拓展培训，让他们从小游戏中感悟大道理。图书漂移提倡的是一种公共意识、“为他”精神和“分享”精神，让人从中感悟公德，自觉自愿为别人服务。但如今，面对少数人对游戏规则的违背，大家悟出的东西有些沉重。
在拓展协会发放的宣传单上，“挑战大学生”的标语被印在最醒目的位置。张锐解释说：“是否所有的图书都能安全回到原处，是否有图书被无端损坏？我们想通过图书漂移来挑战大学生的公共意识、团队精神与奉献精神，这算是一个激将法。”
漂移的图书一周“沉没”在林林总总的百余个南开学生社团里，2006年成立的拓展协会还很不起眼，目前仅有十余名会员，这是该团第一次举办大规模的活动，因此作了周密的筹备。会员们到处跑经费赞助，在电视台和电台做宣传节目，在宿舍楼张贴海报，在校园里悬挂条幅，印制2000份传单到人员密集的学生食堂外发放，到南开BBS上发出活动公告，还曾进入“十大热门话题”。他们集思广益，为这次活动取了个贴切的口号——“书，非‘漂’不能读也”，结果这些书却不知“沉没”在何处。
同时沉下去的还有会员们的热情。他们为付出的心血感到委屈：曾亲手制作漂亮而醒目的“图书漂移”标签，贴在每一本图书的封面，并在扉页或其他醒目处注明摆放地点，便于人们容易识别这些图书；用“共享知识，共享文明”等激励语来提醒大家阅读后一定送回远处……最终，总共投放了数量不等的三批书籍，却没有一册能在原处“挨”过一周。
规模宏大的南开大学第二教学主楼是全校人员流量最大的地方，每天有数千人出入。拓展协会把募集来的图书散放在这座楼每层大厅的长椅以及公共水房的热水器上，便于师生翻阅。他们还与学校保卫处和物业公司取得联系，防止保安、保洁人员因误解而收走这些书。
作为拓展协会会长，每次投放过后，徐燕会在第二天到投放点检查图书。“楼层越高，丢得越少；时间越长，丢得越多。”徐燕与张锐苦笑着描述他们检查图书时发现的一个现象。 “第二天我们就去检查一遍，大概还剩二、三十本，有人在翻阅。第四天再去，偶尔能找到一本。一周以后，一本都没有了。二到四层人多，书消失得越快；五到六层人少，书被拿走的机率越少。”
组织者拒绝用“偷窃”来形容这种行为
看到这些，徐燕和她的同事很心疼，但他们还是尽量往好处想：“据我们了解，在国外图书漂移一般也有80%以上的丢失率(即不在原位)。”但不能不提的是，在西方最“正宗”的图书漂移，把书放到任何公共场所都可以，未必还归原位。
徐燕承认：“我们一直在想，这些书会去了哪里？人们为什么要带走它？也许读者只是有点懒惰，忘了放回原处，就像借东西忘记归还。他们不太可能真正想要这本书，但只是那么随手一放，我们的劳动就没有得到尊重。一开始我挺沉不住气的，有点失落。”
后来，他们这样安慰自己：“如果一本书被两个人读过，140册书就有280人，根据统计，每人可以影响身边的25个人，这样推测，知道我们这场活动的就有上千人。长此以往，图书漂流的理念还是会得到认可。”
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解释是：即使有些图书在漂流过程中“下沉”，至少表明有人喜欢。应该抱着良好的心态看待这件事情，书不见了就当是到了爱书人的手里。有人带走书也是为了给更多人看。
无论如何，拓展协会的每一名成员都拒绝用“偷窃”来形容这种行为。张锐说：“书既然漂起来了，就不会被偷。我们的理念是鼓励，而不是批评。”他强调：“事情发生之前，要做出最坏的打算；对已经发生的，就往最好的方面去努力。图书漂移活动的进展，对我们组织者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挑战。”
“我们关注的不是书的去向”
既然事先做过最坏的打算，为什么没有采取有效的监督措施？拓展协会这样解释：“最初曾想在网上征集学生做监督员，后来觉得不可行，因为最有效的监督应该是每个人发自内心地完成，并非少数人可以做到。”
事实上，南开大学师生并非不支持这样的活动——在漂移中“沉没”的140余册图书中，就有60本是师生们支援的。目前拓展协会已经收到师生的私人赠书200余册。
当听说要举行图书漂移活动，大多数人的第一反映是：“想法挺新颖，但是能成吗？会不会丢书？”尽管大都持怀疑态度，大家还是给予了热心的支持，有人直接帮忙搞活动，有人按照公布的联系方式抱着书找到拓展协会，还有很多人来索取图书漂移的标签，贴在自己的书上，用于漂移。
在宣传活动现场，记者曾见到物理学院学生贾欢当场赠书。拓展协会的会员立即在扉页上认真写下“感谢贾欢同学参加图书漂移”字样——对每一位赠书的热心师生，他们都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谢意。学校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主动表示想捐出一批过期报刊杂志。
徐燕可以滔滔不绝地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大家的关注与帮助。她曾问过前来赠书的同学：“你们既然觉得困难重重，不怕自己心爱的书也丢掉吗？”大部分的回答是：“为什么要因噎废食？与其把旧书交给废品收购站，不如与大家共享。”
心理健康指导中心教师陈予据此认为，这些支持者的举动本身已是其公共意识的体现。从这个角度而言，图书漂移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徐燕表示：“有这么多人的支持，我们会坚持下去，让知识得到传播。我们关注的不是书的去向，关键是每个人的公共意识得到锻炼。无论活动成功还是遗憾，过程最重要。”
据分析，漂移的图书“下沉”也有众多原因：组织者没有明确还书时间段，也许仍有一批书还在漂移；在这些图书中夹带的活动宣传单很可能在第一次漂移中就丢失，造成后来的读者不知道游戏要求；图书的漂移自身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无法统计是否已经丢失；仍有大量师生对此事不了解或不关心。
因此，对第四批漂移的图书，拓展协会选择了折衷的方案。他们把所有图书集中投放的一个地点。而对于赠书中的精华，他们采用“网上漂移”的方式。把书目贴在BBS上，任何网友均可发帖索取，看完后再发帖寻找下一个读者，网友们可以集体监督书的去向。但这已不完全符合图书自由漂移的初衷了，成了一种变相的借书方式，虽然书的主人不固定。
在这些书里，有三分之一是学生捐赠的。徐燕和她的学生同事不希望再一次对他们感到抱歉。他们在宣传单里写下一段话，告诉更多的学生：
也许，会有不道德的人把让图书漂移的脚步停下，那么让我们大家一起监督，让每个人都学会为他人着想，遵守公共道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是过时的口号，而是现实存在的挑战……这本书，或许就是对你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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