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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代宏观教育管理措施在中国教育上的意义？
1、实行察举选士制度。汉代统治者为了选拔贤才，提高各级官吏素质，逐步建立和形成了一套选拔人才的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私人荐举等多种方式，但采用最多，最经常化、制度化的是察举制度
(1)察举制创立。汉代选拔人才始于汉高祖十一年二月，高祖下诏求贤，要求郡守劝勉贤士应诏，并书其行状、仪容、年纪等
(2)察举制实施。察举科目可分为两类：一为经常性举行的科目称常科。另一为特科，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指定选士标准和名目的科目。常科包括孝廉、秀才。特科主要有贤良方正、明经、童子等。贤良方方正：察举博学通经、明达政务者。明经：察举通晓儒经的人才。童子：选拔12——17岁之间的“博通经典”者，旨在发掘天才儿童
(3)察举制教育管理功能。察举制推行400余年不仅选拔出不少济世之材，而且促进了讲习儒经的社会风气的形成。首先，调动了世人读书求学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发展。其次，统一了教育的目标。察举制的实行，调动了世人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把读书人引向功名利禄的角逐之途。再次，规范了教学的内容。察举制从所设科目到选拔人才的具体标准，均体现“独尊儒术”的要求。
2.规范经学内容。自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文教政策后，儒家经典就成为法定的教学内容
(1)统一经学标准。汉后经学一直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历代统治者也都十分重视儒经注释的统一工作
(2)刊刻石经。西汉的书写材料仍以简牍、丝帛为主，东汉才开始比较普遍地使用纸。熹平石经，为学校及自学者提供了标准、规范了教科书
(3)规定严守师法、家法。有了统一、标准的教科书，也难保在师徒相传中不“走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汉代统治者规定传授经学必须严格遵守师法、家法。所谓“师法”，即弟子传经时，必须严格遵守其师所传，不能有一字出入。师法、家法的规定，加强了对经学的规范和管理，有利于思想的统一，却限制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二、科举制是怎样选拔人才的？对教育管理有何影响？
答：第一、科举制的创立，是中央集权的需要，是察举制发展的结果
(1)要加强中央集权，必须收回选用人才的大权
(2)要巩固政治，必须最大限度的网络和笼络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参政的机会，以扩大统治基础
(3)全国统一，封建官僚机器日益完备，必须选拔大量的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需要的人才来充任各级吏员。
第二、唐代科举依汉代察举制分为常科和制举两类。制举为天子特诏举行，以求非常之士。通常所说的科举，指的是常科。参加科举的考生主要是“生徒”和“乡贡”。“生徒”，是各类官学的学生。“乡贡”是“生徒”以外的志愿报考的读书人，也就是私学的学生和州县自学的士人。生徒和乡贡的报考过程不尽相同：生徒要首先通过冬季校内的毕业考试，合格者报送中央尚书省礼部，即获得参加礼部试的资格。乡贡须先持证件在本县报名，由县令考选后，由州刺使复核，然后举行“乡饮酒礼”隆重欢送其去中央，准备参加尚书省礼部的考试。每年10月，乡贡随地方贡送粮税进京。生徒和乡贡分别被报送至尚书省后，都要填写自己的姓名、三代履历和保结，经户部审查后，再将名册送至礼部，然后由礼部定期命题考试，即“省试”。省试一般在春季三四月举行。生徒和乡贡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因科目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总的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五经正义》是科举考试的标准。其考试的方法，不外乎帖经、墨义、对策、诗赋四种。帖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填空。墨义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简答。对策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论述。诗赋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作文。第三、科举制对教育管理的影响，科举制是选士制度的巨大进步，它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考，实行公平竞争，优胜淘汰，纠正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机会不均、无客观标准以及选士大权旁落等弊病，不仅为封建国家选拔出许多优秀的人才，有效地笼络了士人，提高了吏治水平，而且加强了对教育的宏观控制功能，对教育管理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具体可分为
(1)调动了世人的学习积极性，促进了教育的发展。科举选士制度不拘门第，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考，给每位读书人提供均等的竞争机会
(2)使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科举制以功名利禄为诱饵，以公平竞争为推动力，激发了世人读书的积极性，促进了各类教育的发展，同时，它也使教育变成了科举的附庸。科举制犹如一根具有神奇力量的指挥棒，使教育的目的、教育教学的管理、教师的管理、学生的管理等，无一不与科举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时无论官学还是私学，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主要是为了应举。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至学生课业的考绩等，都与科举的要求完全一致，即考什么就学什么，怎么考就怎么学。这样就使教育活动变成了科举的预备活动，学校变成了科举的预备机关，成了科举的附庸
三、柏林大学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以及他们的特征对我们教育管理有何借鉴意义？
答：柏林大学建于1810年，当时正是德国民族和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柏林大学最重要的特征和原则就是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学术自由的精神是从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开始的。不过，那两所大学主要还是强调以教学为主、科研为次。而柏林大学则是以专门的科学研究为主要的追求，以科研带动教学，把授课作为次要的问题考虑。学校不再以博览群书、熟读百家为目标，而是要求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和从事具有创建性的科学研究的能力。学校规定，大学在向学生传授知识时，必须引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并担负科学研究的工作。为此，他们主办讲座，开展自由讨论，提倡师生研究，鼓励新的建树。他们聘任黑格尔讲授哲学、冯特讲授实验心理学、斯塔尔讲授法律学、穆拉讲授病理解剖学，并请专家讲授实验化学。当时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荟萃柏林大学讲坛，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学风，保证了教学的最优质量。黑格尔后来曾任柏林大学的校长。马克思也在该校学习，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柏林大学确立了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地位，使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彻底结束了欧美长达200年的高等教育“冰河期”，也使德国成为19世纪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可以说，柏林大学是新人文主义影响下的新大学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典范。
四、杜威对学校普遍存在的“浪费”的分析是什么？以及对我们今天教育的影响是什么？
答：杜威所痛心的是学校普遍存在的“浪费”
1.杜威认为一切浪费都是因为组织问题，而组织背后是一种动机和观念，核心是隔离
2.学校教育与儿童生活的隔离，使学生不能自然地接受教育，造成浪费；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隔离，使学生不能为今后的社会生活做好准备，造成浪费
3.将儿童的学习和他的生活联系起来，将学校和社会联系起来，是克服这种浪费的惟一办法。这种浪费对我们今天教育的影响从两个方面来说：1.物质资源(1)器材。学校为了更好的给学生提供学习的实际性和操作性，购置了大量的器材，花费了大量的资金，但有很多的器材都不能很好的运用给学生。造成了浪费(2)规划、设备。当今学校为了吸引学生大量的改造工程，大量的购买设备，占用了很多的土地，规模很大，可学生并不多，这种规划也造成了浪费(3)外交方面。例如我们学校现在办学有很多地方要打点，上级来考察了要吃饭，办什么事情要请客，打红包等等。这种浪费更为严重。2.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可分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一个学校师资力量应根据学校学生的特长和专业来配备。如果师资力量比较强，可学生不多，那就造成了师资的浪费。即教育者的浪费。如果学生要学的很多，可老师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那就造成了学生的浪费。即受教育者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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