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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面前，人们对各省分数线不同的事实没有异议。直到山东青岛的三个应届高中生，因为山东的高考分数线比北京高出百分以上、剥夺了他们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诉讼。
虽然最终的诉讼并未达成，但这个以呼唤教育平等的维护人权之声，至今仍在中国的大街小巷被反复得到回应。在中国提倡建立"和揩社会"的今天，人权意识在一步步被唤醒，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农民土地被征用的补偿问题、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权正在越来越多被关注。然而，更多的事实证明，人权意识还处在相当薄弱的阶段。
乙肝病毒携带者悲壮的维权之路
2004年12月4日，"中国乙肝维权第一人"张先著当选为2004年中国十大法治人物。他的一纸诉状唤起了社会公众对中国1.2亿乙肝携带者的关注，各地区相继调整了公务员体检录用标准，不再禁止录用乙肝病毒携带者。
张先著的成功为国人如何在一个宪法"保障和尊重人权"的国家，切实争取并维护人权做出了榜样。然而遗憾的是，他的故事并没有就此喜庆收场。
正是因为去年那场全国关注的"乙肝歧视第一案"，张先著在半年内丢了三份工作，而且是以"普通话不标准"等别的理由辞退。从张先著本人的经历和他所主持的"肝胆相照"网站上乙肝网友们的诉苦中可以看出，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寻找工作中所面对的境遇依然没有任何改变。除了少数公务员外，更多人仍然会因为暴露了病情而被用人单位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辞退。尽管专家奔走呼号"乙肝携带者没有传染性"，国人对于这个特殊的群体，仍然冷漠得让人心酸。
人权法课：可能影响学生一生
2005年2月底，新学期伊始，已届72岁高龄的"号称中国人权法第一人"李步云教授登上讲台，为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的近百名本科学生讲授了第一堂《人权法学》课。这是由李步云教授编写的全国第一本《人权法学》教材，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一堂法律专业课，而是面向全校，甚至广州大学城规划中多达18万-20万名文理科学生的选修课。
中国的计划生育、死刑与生存权、新闻自由与公众知情权等正在课上被热烈的讨论着，李步云不得不把90分钟的课时延至120分钟。广州大学教务处副主任源国伟告诉记者，这些同学来自各个不同专业，有中文、新闻、外语、数学等。
广州大学数学系的黄春华告诉记者："总是听说西方国家攻击我国没有人权，但提到人权，我却答不出什么是人权。我们大学生都是这样，更别说普通人！可见中国大部分人对人权还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这样的课对我以后的人生都有指导意义。"
人权法开课后，还不断有新的学生报名选修这门课，也有外校学生慕名而来。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的大三学生小李对记者说，他一直十分关注人权问题，并且时常感到困惑。他这次是专程坐车一个多小时来到广州大学，除了一睹李步云教授的风采，还希望自己心中的困惑能得到解答。
清新的面孔，热烈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步云知道，他的学生不会让他失望。他要做的，是通过即将走向各行各业的他们，和将来更多接受人权教育的学生，来共同推动国人人权意识的觉醒。
他唤醒中国人权意识
李步云，一位为法治和人权奔波了大半生的法学家。
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台报道北京一个刑满释放后的政治骗子李某时称，经过多年努力，李某已由罪犯改造成公民。随即，一位大学教员给电视台写信指出报道错误--李某作为罪犯，本来就是公民。这位大学教员的依据，是1979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文章的两名作者之一，就是李步云。
25年以后，在中国2004年修宪写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之前，李步云曾两次参加中央领导主持的修宪座谈会，呼吁把法治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
2004年底担任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之前，李步云曾到纽约大学任访问学者，还先后到美国、英国、意大利、挪威、荷兰、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做学术访问交流。2000年任湖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法治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步云说，之所以选择广州大学，除了看中珠江三角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之外，还因为广州大学高度重视人权的研究。据悉，由广州大学投资成立的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已于去年12月正式运作，拥有全国首屈一指多达15个人的正式编制，并将致力发展成为省级和全国的人权研究基地。
教育第一步：告诉人们什么是人权？
翻开由李步云主持编写的全国第一本《人权法》教材，第一页就对"人权"下了定义："所谓人权，就是人在其所生活的社会，特别是国家中所应当享受并得到充分保障与实现的各种权益。"
"只有了解了什么是人权，才谈得上去维护人权。"李步云说。为此，他自主提出在广州大学首开"人权法"选修课，从大学生入手开展人权教育。
李步云说，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开设这门课，目的是为了提高本科生的人文素质，学会正确认识和探讨有关人权的国内和国际事件，更重要的是，是通过他们，推动整个社会对于人权意识的觉醒。
学生们的疑问都得到了尊重和解答。李步云说，由于国情不同，人权在各个国家的范畴也不尽相同。每个国家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人权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教育，探讨和争论，不断推动人权的发展，从而避免付出不必付出的代价。
学生们谈到了孙志刚。如果他不曾学究气地向强势群者讲解"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如果他能够和大多数被"收容者"一样配合，那么他可能在被"收容"的第二天，重新站在大街上的阳光下，秩序依旧井然，人心依旧冷漠。从"收容"到"救助"，一个社会人权意识的觉醒，竟然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还有人提到了一名87岁的老人被判死刑的案例。这名叫韦有德的老人用刀捅死了邻居，2003年被湖南省衡阳中院依法判处死刑，立即引起了关于老人是否应被处死的讨论。“虽然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死刑的年龄上限，但将一个风烛残年、去日无多的老人处以极刑是否真正符合人权保障的精神？”质疑者说。
维护人权，我们还要走多远？
2004年3月14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9个字正式载入宪法修正案，第一次把“人权”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认为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讳言人权到党和政府文件予以确认、再到写入国家宪法，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不断突破，国人欢欣鼓舞。
然而一路上，我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不能再以孙志刚或某个去日不多的老人的生命作为改善人权的"辉煌"里程碑。我们要靠教育，充满人文关怀的教育，教育人们学会维护自己权力，更要唤起整个社会自主保护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的意识。
李步云说："人活在世界上的幸福最终归结于人权的充分体现和保障，这是做人应有的价值。否则，人将不成其为人。"
我们为此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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