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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8时，大三学生小闫猛地醒了过来———今天上课肯定迟到了。“干脆再睡半小时，赶第二节课吧。”小闫倒头又睡。可手机短信尖锐的鸣叫惊醒了他，是同学发的：“校长正带人在一号楼门口查迟到，你赶紧过来！”
这一天是11月29日，当晚，小闫就接到了团支书的通知，说这几天“风声紧”，尽量去上课。
在该校国际新闻专业2002级，很少出现在课堂上的一位班主任连续听了3天早课(上午1、2节课)，接下来的几天，班主任不定期地出现在课堂上，让学生“有了一种莫名的压力”。
行政管理专业2003级的学生已经没了中途逃课的机会，因为在每节课的上下课之前，老师会各点一次名。
还有更严厉的措施。从11月下旬开始，小闫所在的北京某重点大学连续一周清查学生迟到人数，在每天早上8时，对所有教学楼进行一次全面排查。
大面积迟到旷课让校方真头疼
“多的一天迟到的有八九百人，一周累计下来有3000多人。”该校教务处一位副处长告诉记者。但这个数字遭到了几位学生的质疑，“我们听到的说法是，一天迟到的有3000人”。
“学生大面积迟到、旷课，是不是一个很令学校头痛的问题？”对于记者的提问，副处长回避了“头痛”二字，只是认为“应该重视”。
12月1日，该校召开了加强和改进本科教学管理工作会议，在会上教务处通报了规范教学秩序等工作思路。据记者了解，此后，“学校党委办公会议至少两次提到迟到和旷课的问题”。
12月9日，记者前往该校采访，正好碰上学校召开有关教学工作的会议，一位副校长很开明地让记者旁听了整个会议。一位学院领导在发言中指出，学生大面积迟到、旷课，如果不管的话，会导致教学质量大面积滑坡。
经常逃课的小闫最近非常“老实”。因为现在，迟到、旷课和学生的综合测评挂钩。在媒体管理学院，一位同学透露：“每缺课一次，将扣除该门课总评成绩5分。”在计算机软件学院，“迟到10分钟内，累计3次算旷课一次，到一定数量就不让考试。迟到超过10分钟，就关闭教室门不让进”。有同学仅仅迟到1分钟，也被关在了门外。在那几天，上午没课的同学经过教学楼前，总会看到不少同学背着书包骂骂咧咧，然后沮丧地离开。
每一堂课，每一位老师都前所未有地点名了，这让一些老师和同学很不适应，但是没办法，因为学校“将教师点名与其岗位津贴等挂起了钩”。信息工程学院的一位老师在每次点名后，最初总是忘记上交考勤表，被催交几次后，才习惯。
尽管这些办法在教务处一位副处长看来，“不高明，有待于进一步推敲”，但效果很好。正如动画学院的洛老师在12月9日的会上所言，他们天天查，已经没有迟到的现象。
校方还采取了断网措施———由以前的全天都能上网，改为周一至周五的中午12时至晚上11时。
学生别扭：这是中学式的管理办法
这些“不高明”的办法，让不少同学觉得“别扭”。有人将之称为“中学式的管理办法”。
12月9日16时，记者还旁听了校方与20多位学生的座谈。一位同学当着副校长和教务处副处长的面，言辞激烈：“你断网，我可以玩游戏；你断电，我可以去网吧；你不让回宿舍，我可以在外租房。我不想上课就不来上课，你能怎么办？”
“用强制和行政手段把学生从校外拉进课堂的做法很不得当。”国际新闻专业2002级的小广同学说，在解决逃课问题上，他只感觉到学校在约束学生，却不知道在提高课程吸引力上学校采取了哪些措施。“课精彩了，出勤率自然就会上去。如果这学期有张老师的课，我保准6点就起来占座。”张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2003级行政管理专业的小原因为剧社演出，上周的《西方哲学史》没有上，但她让同学用MP3把整堂课录了下来。“要没事，那课我肯定去，因为老师很有魅力。”小原说自己情愿逃的课，“实在是因为老师讲得很滥，两小时下来，信息量很少，一节课不去也造不成损失。”和很多同学的观点一样，她认为学校强制把学生拉回课堂，其实是治标不治本。
一些同学认为学校应给予学生选择上哪门课的权利。信息工程学院2003级通信工程专业的小李认为，“学生有选择老师的权利，同一门课，有几位老师，到底由谁来上，学生自主选。这才是制止逃课最直接的办法。”他说，这学期学校规定他们必须选一门经济学课程，而开出的只有宏观经济学一门，不喜欢也得选它，至今小李只上过两次课。
小林是新闻传播学院2003级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她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同学经常逃的课大多是必修课，不点名的选修课出勤率反倒很高。
在座谈会上，教务处副处长问大家：为什么迟到的学生会这么多？他得到的回答与记者的采访所得大同小异。但动画学院2002级的一位男生补充了一点：最主要还是在于学生的惰性。
副校长对他看到的这种场景显然很不满意：8点钟的上课铃响了，一些学生还在踱着四方步。“感觉学生总体有些浮躁，缺少求学的紧迫感。”他告诉在座的学生：“迟到是对老师的不尊重，作为大学生遵守学校制度是起码的原则。有些制度不合理，大家可以通过合理的渠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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