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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旬，武汉媒体消息，武汉大学录取了3名青少年作家。他们的高考分数远不够武大录取线，但因为写出有影响的作品，被破格录取。这件事再次引起不少议论，归结起来无非说录取他们符合素质教育要求，以及作家考试得低分说明当今教育和考试制度不合理等。
类似议论这几年听得多了，最突出的是中学生韩寒(小说《三重门》的作者)。他好像没有参加高考，参加也不可能上线。后来复旦大学表示可以录取他作为旁听生，他不去，还写文章把大学奚落了一番，把现行教育制度批判了一阵子。为他叫好的不乏其人，几乎没人提出反对意见。
达到著书立说的作家水平，是大学文科的高标准，有许多文科的教授讲师也达不到。可是已经写了书的作家高考分数却不如许多作文都写不好的同学，因此连进大学的资格都没有，用这个强烈的反差来否定现行教育考试制度，似乎极具说服力，往往弄得教育家们没有招架之力，只好附和称要改革等等。
其实，多年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走入了误区———根本就不能拿少年作家的事例来评判大众教育的成败。少年作家、发明家，是人群中天赋特别高的小群体，据统计，超智儿童占儿童总数约2%-3%，他们的理解力、记忆力、接受能力很强，学习效率是一般人的许多倍。这种人具备基本学习条件后，某些方面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常人长期努力才能达到的成果。然而，社会教育制度包括考试制度，主要不是、也不可能是为这些极少数人设置的，而是面向占总人口95%以上的多数人。超常儿童能够见微知著，举一反三，跳跃式学知识，一般人则必须按部就班一步步训练。用少年天才的成功之路否定教育制度，就如同用小鱼天生会游泳，从而否定人类的游泳训练一样不可取。
举天才少年例子否定大众教育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却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一是使大众教育改革无所适从。近年来批评应试教育歌颂素质教育的报道、经验不少，但是难以推广，不为人们接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列举的成功事例，往往是个别出类拔萃的学生。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相反人们都知道，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与知识增长成正比，所谓一分辛苦一分收获。这方面有所增加，那方面必有所减少。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人才自身成长规律，确定各种知识、各门功课在教育实践中应占的时间和精力的最佳比例。用少数天才学生的成长和成就衡量大众教育制度的优劣，不可能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估，而不科学的评估必然对教育改革形成误导。
二是使超常儿童教育陷入混乱。天才少年在学习中有与生俱来的优势，但是他们是人不是神，也需要接受教育引导。引导得法，他们能发挥优势，成才的速度会快一些，比例会大一些；引导失当，他们也可能成为一无所成的常人。天才少年与人才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超常幼儿是人群中的特殊群体，对他们的教育必须有一套特珠办法，这在许多国家和民族都做过探索。可是我国不同，由于长期以来批判天才论，否定人的智商差别，影响深远。改革开放后一些大学办少年班，至今仍存在争议，有的大学因为种种原因又取消了。而中小学按接受能力分班也一直吵闹不休。
不要再用少数天才少年的事例说大众教育的事儿了。天才少年及其家长也不要用自己的成功来否定大众教育制度。历史是人民大众创造的，社会进步归根到底要靠全民素质的提高。学校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必须也只能着眼于95%以上学生提高素质，这是素质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评估教育改革成败的主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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