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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小学时，在一个普通的下午，在学校楼道口上，班主任韩老师对我随意讲过的一句话让我永远记忆犹新：“长大后你一定会有出息，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已到不惑之年的我，认真反省一下自己，不禁苦笑：既没有亮丽的外表，又没有超人的才华，更没有所谓一技之长，唯一与别人不一样的，大概就是不灰心，不屈服，永不放弃，所以才比别人敢走，并且人到中年后，还在努力地走。
也许我的学历远远高于当初的老师，但是，她永远是我生命中的导师，而具体到导师的涵义，并不限于在学识上，而着重于境界上，导师能看到，想到，发现你本人“只缘身在此山中”无法看清的潜能。
与美国人打交道后，我发现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语言上最大的差别，就是中国人太吝惜给人鼓励，给人打气，给人一个耐心的关爱，中国人不是不表扬别人，而表扬的方式往往与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人比较喜欢对一个已经成功或者成绩已经被肯定的人士，给予更大的表彰，甚至可以提升到吹捧的形式。而对于正在行动着的后辈、小辈、落后生、失败者，在他们最需要一句简简单单的鼓励话语时，却不开口。
当一个人刚刚失败，或者遇到挫折时，如果能送上一句：“你行！”“大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别怕！”“别泄气，你很棒！”“你的精神可贵，我为你骄傲！”“谁说你不行，只要你做了，你试了，就是好样儿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的文化让我重新发现或者发挥了自我。有一次在国内开会，面对四位要人，自己侃侃而谈，并且时刻挑战他们的观念，无意之中我成了主讲者，这样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所以自己常常被别人这样定义：“一看就知道你是从外面来的。”也许这“外来”的性格，让我在海外，从留学生到商场，一路自强不息。而性格的形成，也离不开一路上推我进步的美国导师们。美国课堂上，只要提出问题，尽管当时的语言能力有限，老师会一再肯定，而老师最赏识的就是挑战性的建议；由于长期的文化习惯，我无法像美国同学那样表现得锋芒毕露时，老师会开导我把中国传统的“出风头”观念抹去，让我把表现欲望理解成为“分享”的意义；工作上，老板、主管对我的贡献和创新，无论大小，都表现出欣喜和肯定。80年代工作时，由于没有绿卡，我的薪金和工作起点都非常低，但是，导师让我明白：“如果你能在纽约商场上竞争，你就可以走遍全世界！”当我不得不放弃腾飞的事业，回家相夫教子，然后走上写作生涯后，他们依然表现出理解与赞赏。一路上，有导师、有恩师，也许他们根本不是行内人，甚至根本不读我的作品，但是，他们如前辈、如导师，深信你的潜力，祝福你新的尝试，让你在失落时，永远看到希望，让你在得意时，不要偏离轨道。
导师的功能不仅在于传授，更在于他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人生路上的盲点，别人做你的导师，你也会做别人的导师，在成长的道路上，如果多一些指引，少一些指责，也许原本坎坷的人生之路，会走得更自信，更坚定，更坦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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