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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中午，武汉大学药学专业应届毕业生杨冀自杀身亡。“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杨冀之死和他所参加的研究生考试有关”。杨冀考研，以418分成绩列12位“上线”考生中的第二名。知道排名后他“面有喜色”，但是过了几天，就情绪低落了，口中念念有词“我真傻”。最后，他跳楼了。
有熟知考研内情的同学说，考研结束后的面试和找导师，是很微妙的环节。谙熟人情的学生，往往在本科阶段就利用各种机会接近有可能成为自己导师的老师并设法获得其好感。带研究生的老师往往身负教学科研多重任务，除了这种学生主动的接近，很少有机会了解学生。名义上，面试只占总成绩的30%，但在上线考生多的时候，这30%的自由裁量权几乎意味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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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相信杨冀那个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会公正对待杨冀和其他一切考生。也许，是杨冀的多疑、胆怯、不自信导致了他的悲剧？他既然笔试成绩优秀，至少说明他智力上不是一个弱者，为什么又会有这种心理？他就是以死抗争，也早了一点儿——人家还没有面试，更无从公布结果呢。他是不是从上述那位女生身上，预先看到了自己的考研结局？毕竟一个有知识而希冀获得更多知识的年轻生命非正常消亡了，除了他自己对自己的脆弱负责，谁还对这件事负责？
我们先不管研究生考试九一开或七三开的笔试面试成绩比例，以及以一否定九或以三否定七是否合理，也不管杨冀有没有必要非拼死读一个研究生不可，单就一切“面试”而言，要不要揭开它的神秘的面纱，对应考者有一个明白交代呢？“不言而喻”，像武大那位勇于揭露学术腐败的教授讲的，“喻”到底是什么？“言而令人不喻”，如国知局初审部负责人黄先生所说，一句轻飘飘的“不适合”把人打发了，就更其荒谬！
我国各种考试制度弊端甚多，必须改革，也许某种“笔试加面试”就是一种改革尝试。但是如果这尝试连常识常理都违背了，把面试弄成一种充满玄机的操作，给把持权柄者多授予一种无限自由裁量权、一种作弊的手段，并且他可以就此堂而皇之地堵上人家的嘴巴，则这样的“面试”我们不要也罢。
当越来越多的“黑箱操作”被打破，人们的知情权越来越受到尊重的时候，我们的确该对“面试”进行一番探究了。在我们的记忆中，面试大约经过这样的程序：考生坐在对面，回答完考官的提问，考官就告诉考生：回去等通知吧。到这时候，即使你在笔试中得了第一名，面试也对答如流，也仍然会忐忑不安，并不敢断定自己一定能榜上有名，因为面试是在“底下”操作的，而且面试的考题又有不确定性。这还不算，更大的担心是这“黑箱操作”会不会染上“人情关系”的“病毒”，把自己未来给弄得一塌糊涂。
面试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一个必要程序，涉及到成千上万人，但是，在我们的法律规章中却对它没有明确的规定。说它是行政行为吧，招聘录用工作人员的行为不是规定的行政主体对外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行为，而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复议机关只对行政机关对外行使管理职能的行为有审查监督的权力，对于其他的行为则没有权力进行审查监督；若说它是民事行为吧，对行政复议不予受理的裁定就不具有可诉讼性。这两条路都走不通，报考人只有“打碎了牙往肚里咽”，有苦说不出。
我们一方面期待法律的“堵漏”，同时也不妨在制度层面进行探索和改革。据《大河报》报道，郑州市今年公开选拔５００名领导干部，在对１０６６名考生进行面试时，面试成绩计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并当场公布分数。既然招聘是公开的，考试是公开的，结果也是公开的，那么就不必把其中的一个环节“保密”。打开面试的“黑箱”，既是广大报考者对知情权的要求，也是事关国家兴衰的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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