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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们凯歌行进、意气风发地迈入“知识经济”和“学历社会”，媒体和书商不遗余力地打造“哈佛女孩”、“牛津男孩”的当代神话时，《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吴苾雯的力作《“逃离”大学》，在这片现代化的交响中发出了一个不谐和音———或许更甚，是一声惊雷。
我们已经零零星星地知道大学校园里的另一道风景，很多学生失望、无奈、厌学、逃课；我们没有在意，没有深究，以为那是每一个时代校园里都存在的少数问题学生，现在则多了些扮“酷”和标新立异的“另类”。吴絆雯敏感地捕捉住并放大了这一现象，她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庞大的“逃课族”。据一项调查，“基础课逃课率在25％以上，专业课逃课率在20％左右，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公共课的逃课率在50％以上！”而在一些高校，因不喜欢所学专业而厌学的学生比例竟高达40％！还有一些学生另做选择，退出了这场以消磨青春为代价的“游戏”，自己玩去了。“逃离教室”和“逃离大学”的学生原因复杂、情况各异，但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教育现象，深刻地暴露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危机和文化危机，蕴涵着具有挑战性和颠覆性的强大力量。在莺歌燕舞的高等教育的高速道下，我们看到了地火在运行。
我想起了80年代初那场影响深远的人生观大讨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一命题的当代版，是数以亿计的青少年正在深深陷入的人生困境：对未上大学的人而言，人生的路只有“上大学”一条；对许多终年苦读、披荆斩棘进入大学的幸运儿，却是对大学深深的失望和困惑。
这种失望有两个基本的来源。一是许多视高考为人生惟一目标的学子，在专业选择时或者是茫然无知，或者是屈从了师长或世俗，进入大学之后才发现对所学专业毫无兴趣。学习于是成为一种折磨，这种苦楚之深之痛，每一个性情中人自不难理会。更多的学生感到失望的是陈旧的教育和教学。繁多的课程，陈旧的教材，满堂灌、填鸭式的讲授，死记硬背的考试，使得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涯被称为“后中学时代”（王朔的说法是“高四、高五、高六”）；而读研究生，又回到“本科时代”。他们理想中的大学，他们心仪的教育，“应该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但是他们没有那种被摇动、被推动、更没有灵魂被唤醒的感觉，却感到“大学越来越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同样的产品，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的同时，我们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出国派”忙于考“托”考“G”，“实践派”忙于在校外兼职打工。“分数、出国、赚钱，现在学生的道路似乎被限制到如此狭窄。他们日益繁忙，却不知道为何繁忙……”
大学生的这种自我写状，大致是当前教育的实情。我国的高等教育，近些年来在数量、规模、培养能力上迅速发展，在管理体制和教育教学上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无需讳言，就整体而言，它仍未能超越50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和计划体制的架构，其内在的品质、文化和属性———或者说教育的“软件”———并未得到应有的更新和改善，远远落后于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实际要求。例如，学生转系、转专业的学习自由，早在1952年实行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之后就消失了。缺乏对人的个性发展、兴趣爱好、学习自由的基本尊重，学非所愿，用非所学，不仅造成人力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也是这几十年来优秀的创造型人才难以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无视教育规律，甚至有违人性的做法，至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矫正。激烈的升学竞争继续掩盖着高等教育陈旧落后的真相，扩招的巨大压力则压倒了高等学校改善内在品质的动机。与之相伴的另一个基本事实是，时至今日，学生对学校的管理、教师和教学几乎没有什么管理的权力和参与的渠道。缴费上学的学生仍被习惯性地视为计划体制下只需服从的感恩者，而不是自主的个体、积极的学习主体和学校的真正主人。
然而，山不转水转。那种以为青年人必须这样、只能这样的社会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次，没有人生观大讨论，许多青年学生逃离教室，走出校园，其实是在用脚投票，用另一种“参与”表达了他们的否定态度。这对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大学，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背叛”。一些大无畏的青年则用自主学习、自主创业的选择向世人证明，人生的路不止一条，成功之路并非注定在校园。信息时代、网络技术和市场化、学习化的社会环境，使得在大学之外的自我设计、自主学习，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可行性，其自我实现的空间和可能也是过去难以想象的。当然，这条路的风险和挑战，是循规蹈矩的校园生活无法比拟的，需要大得多的自信、生存和学习能力，少数先驱者的成功不是可以简单模仿的。
无论失望还是希望，背叛还是挑战，大学校园里的这种骚动是一种警示。天在变道也在变，我们需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新世纪之初，世界性的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已经惊涛拍岸。我们准备好了吗？(杨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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