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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影响儿童社会化的因素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外，大众媒介正日益进入到儿童生活，甚或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电视的普及，录音机、电子游戏机、电脑的家用化，都成为“儿童游戏”的重要伙伴，加速了“儿童成人化”的趋势。有资料显示，儿童从3、4岁起就随家长看《戏说乾隆》、《新白娘子传奇》等，这样的接触一方面扩张了儿童的知识量，另一方面则由于心理发展水平的限制，对媒体提供的信息产主误解。一些不良的行为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到其意识里，成为健康成长的阻碍。与此类现象相伴而生的便是文坛“小鬼当家”的日趋明朗化。女神童金今、童话小作家马璇、中国作协最小的会员任寰及郁秀等相继涌现，更有当前以《三重门》、《零下一度》而热闹一时的韩寒，六岁半就写出了《窦蔻流浪记》的窦蔻，他们都以不同的姿态，个性化的语言展露了自己独特的生活天地，为同龄人所推崇，但其中一些近乎颠覆性的话语则似不可取。细究其得失，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话语狂欢中的“当家意识”。
少年作家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求知欲，一部美国影片《小鬼当家》就足以引发他们的当家意识与创作激情，他们自身对生活的感受也得以渲泄。于是当家意识在他们的作品中以话语狂欢显现出来。韩寒的《三重门》近乎颠覆的姿态一出现，就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好几门功课不及格，仍心理坦然，还能出书指点名人，可谓同辈中的另类。
有评论家这样评价：“他在作品中所显示出的深刻与经验，是由知识造成的。这些知识积蓄在一起，突然地将他推出了蒙昧的童真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深刻与经验是他学来的，并非来自于他的切身感受。他是在感受他人的经验，而不是在感受自己的经验。韩寒的小说提出了一个新鲜的问题：知识也可转化为写作的资源。”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按照论者的说法，写作可以离开知识的积累？殊不知，写作作为一种创新活动，时刻都需要知识的更新。诚然，韩寒在感受他人的经验中享受了成长的话语狂欢。他在小说中对当代诗歌现状的调侃、嘲讽等都是惊人的。《三重门》中这样写道：“女孩子要诗，那诗一定要是情诗，情诗的最高境界就是爱意要仿佛河里的游鱼，捉摸不定，若隐若现；象征手法的运用要如同克林顿的绯闻一样层出不穷。最后给人的感觉是看了等于没看但没看却不等于看了。这才是情诗观止。”，“那才女恶丑——史上大多才女都丑。因为上帝‘从不偏袒’，据说给你此就不给你彼，所以女人有了身材就没了文才，有了文才就没了身材。”这里展示的才华绝非有的论者所赞赏的“黑色幽默”，而是一种拙劣的粗鄙现实主义在作怪，充斥于其中的油滑，分明体现出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的歧视，真不知幽默从何而来。
二是化蛹为蝶，还是作茧自缚？
高尔基说过：“游戏是儿童认识世界的途径。”儿童在游戏中可获得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的知识。当代中国文坛的“小鬼们”在享受话语狂欢的同时，试图化蛹为蝶，这种成人化的努力致使他们的作品成为素质教育的话题之一。一方面，创新意识的培养的确能推动儿童的身心健康，而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片面强调创新而忽视知识的积累，只会让他们在创作的游戏中放松自我约束，制造出“本领恐慌”——真假掺半的成功与自我陶醉。出版了《打开天窗》、《正在发育》的蒋方舟就自称推崇三毛的自然幽默，老舍的抒情、搞笑（？），并认定自己就是张爱玲的追随者，这就不得不令人困惑。张爱玲16岁写《霸王别姬》，但她绝非袒露自我，她要表现的是女性对传统男性话语的背叛。而蒋方舟则沉溺在“张爱玲情结”之中，将“真实的生活夸张一点”，并否认其小说中的“同性恋”倾向，在“纯洁”的展示中，释放着自信。由此可见，她在从物质的贫儿摇身一变为“王子”后，其精神则在不自觉中滑向了极贫状态。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塞林格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他在极度失望后“守望麦田”，他将精神的渴求寄托在大自然及童年的天真上。而我们的一些当代少年作家则刚好相反，他们陶醉在丰富的物质世界里，钻进了“贵族”的象牙塔内，表现出对苦难的遮蔽。他们在某些成人儿童作家的影响下，迷恋于物质的现代化，沉溺于“成功”的喜悦里，无异于作茧自缚。
纵观当前文坛“小鬼当家”的种种现象，当我们惊喜于他们的创新与“成功”之余，千万不可一味地吹嘘，而应重视其负面影响。任何以任何借口编造的谎话都将无益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及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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