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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几年，中国学界不断出事，一会儿造假，一会儿抄袭，外行人看得目瞪口呆，圈内人更是心惊肉跳。以致形成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学界真的“没治了”。这里，不妨借用钱钟书《围城》里的妙喻，猴子上树之前，屁股也是红的，只是没人注意而已；一旦登高，万众瞩目，红屁股就再也无法掩饰了。大众对中国学界的丑闻————当然也有成绩————日渐强烈的关注，使得原先自命清高的学者形象，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挑剔与质疑。
或许，这应该算是好事，起码使得中国学界本就存在的痼疾，得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而存在疗救的可能。两年前，也是在《南方周末》上，我曾撰文批评学界之“世风日下”，除召唤学者的良知，更寄望于书评的扶正抑邪。现在看来，这种呼吁近乎一厢情愿。大量平庸、重复、胡乱拼凑的“论著”并未被驱逐，反而有日渐蔓延之势；至于连续揭露出来的抄袭事件，更让人寝食难安。后者因“人赃俱获”，很有戏剧性，容易吸引公众目光，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反而是前者，弥漫于空气中，很容易感觉到，却又无法一一验明正身。对于酿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前者的“功用”一点也不亚于后者。因此，我不想就事论事，而更倾向于思考整个中国的学术环境，谋求制度方面的改善。
为中国学界把脉，不难找出许多显而易见的弊病。有些属于个人的道德修养，但更多根源于管理体制。比如，学术评价体系中，存在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表面上公平合理，其实忽略了精神创造的特殊性。尤其是人文学科，“量化管理”虽有效地刺激了生产，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客观上诱惑学者走上粗制滥造之路。又比如，十年前，由学术史而规范化的一系列讨论，很是热闹了一阵。但这种基本上属于圈子里的讨论，无法转化为制度建设，就连模仿美国学界编纂“写作手册”（《开放时代》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号上王笛的《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对《芝加哥手册》的详细介绍，可参阅），以便研究者有章可循、免得无心犯错这样具体而微的计划，也都被认定为“过于琐碎”，不够“高瞻远瞩”而只能流产。可在我看来，学术良知的养成固然重要，技术细节以及学术纪律的强调，同样必不可少。还有，学界同样存在生态平衡的问题，在我看来，也必须退耕还林（草）————这当然是玩笑话，针对的是目前高校晋升职称时的过分强调研究著作。我怀疑如今“著述”泛滥，很大程度是被这一规定逼出来的。学校的主要功能是传授知识，能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当然更好，但不应该成为硬性指标。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必须有专业著述，至于社区学院或专科学校的教师，则应该主要考核其教学效果。不同类型的学校分流发展，对于教师，也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如今一刀切，全都要求论文和著作，我以为是不合适的。最后，我以为也是最重要的，便是中国学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谁来监督中国学界，保证其得以健康发展？表面上，这不成问题，发表文章有编辑部把关，评定职称有学术委员会审查，遴选“获奖著作”与“学术带头人”，更是层层推举。按理说，应该万无一失。直到新闻界揭发某某人抄袭或作弊，方才大吃一惊————令人惊讶的，不是有人违规，而是原先设计好的重重关卡，为何无法防止公开或隐蔽的违规动作。回过头来，除了检讨主管部门的失职，还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不管你欢迎还是拒绝，这两年的实际情况是，大众传媒已经“强力介入”了当代中国的学术纷争。
学术纷争无处不有，能够引起公众关注，并成为一时热门话题的，必定是黑白分明且涉及伦理道德者。只有在这个时候，专业上的是非曲直被暂时搁置，公众才有能力介入原先属于象牙塔里的论争。代表公众眼光和趣味的大众传媒一旦介入，就不可能遵循专家原先设计的思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推进，一阵狂风骤雨过后，可能是清风明月，也可能是杯盘狼藉。这也是学者们对大众传媒之“横扫千军如卷席”不无戒心的原因。
被批评的人，包括其同情者，往往将记者的“刁钻古怪”、同行的“落井下石”，以及媒体的“穷追猛打”，解读为别有用心，或者是一个预先布置的大阴谋。我则更倾向于将这作为大众传媒“哗众取宠”的特性来理解————既代表公众的正义感，也代表公众的窥视癖，二者兼而有之。夸张的语调，煽情的表述，猎奇的心理，以及只求说话痛快，不太讲究分寸，所有这些，乃大众传媒不同于学术批评处。对于当事人来说，面对铺天盖地、有时不免言过其实的责难，难免有处罚过度的感觉。更要命的是，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为维护本单位的荣誉，行政当局很可能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宣布给予当事人处分。面对此类突发事件，单位领导既有“捂盖子”的，也有“平民愤”的。而这两者，都是基于对大众传媒再三追究可能损害自家形象的担忧，而很少考虑学术公正问题。在我看来，不当罚而被罚，固然冤屈；当罚而处罚过轻或过重，也都同样有失公允。传媒的介入，可以使问题迅速得到解决；但也存在一种危险，即解决方案受群众情绪裹挟，而不是基于专家鉴定。
可话说回来，假如排除大众传媒的干预，单靠正常的学术批评，能否实现中国学界内部的“自我清洁”？对此，我深表怀疑。单读报刊文章，你会觉得，所谓的“学界腐败”，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落实到具体语境，你又有是非难辨，甚至法不制众的感叹。学界中的许多违规操作，没有专门的调查机构，学者个人也不可能花很多精力去追究。你可以发发牢骚，骂骂街，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也有朋友致力于“学术打假”，可学术共同体内部缺乏必要的凝集力，关于何者是可以允许的变通，何者为不能原谅的过失，以及对于过失该如何纠正与惩罚，并未形成广泛的共识。举例来说，专业著述、教科书、通俗读物三者在使用前人观点时，就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问题在于，许多通俗读物经过精心包装，以专业著述的面貌问世；反过来，又有不少专业著述采用通俗读物或教科书的写作体例。以至当裁判吹哨时，当事人很可能说，我玩的是篮球，不是足球，并没有违规。相对于体例乖谬、观点挪用、注释投机，抄袭无疑最容易查证并坐实。大众传媒由此介入，自在情理之中。
这两年中国学术环境的变迁，包括“学术打假”口号的提出，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议（参见罗厚立《打倒与建立：也说学术打假》，载《东方文化》２００１年６期；杨玉圣《学术打假、学术批评与学术建设》，载《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６日），与大众传媒的介入中国学界内部纷争不无关系。没有传媒人强烈的责任感与好奇心，同样具有“七情六欲”的中国学界，其不太光彩的一面很可能不被暴露，也不会受到严肃处理。应该说，大众传媒在帮助公众行使知情权，以及监督中国学界健康发展方面，实在功不可没。
可倘若不是证据确凿的抄袭或作弊，而是稍微聪明一点的“移花接木”或“暗渡陈仓”，大众传媒便无能为力了。公众需要爆炸性的新闻，喜欢是非分明的道德审判，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论争未必感兴趣。更何况，无论是读者大众还是记者编辑，其实都没有资格、也不该致力于裁断那些背景相当复杂的学术论争————其中可能夹杂着理论分歧与个人恩怨，也可能包含政见迥异与利益冲突。只有像抄袭这样对错明了的事件，大众传媒的介入，才可能做到游刃有余。在这个意义上，传媒的“强力介入”，对于中国学界的健康发展虽有作用，但其效果不该被过分夸大。
不管是出于道义与责任，还是希望尊重学术纷争的复杂性，防止伤及无辜，我以为，都应该更多地发挥专业学会的监督及鉴定作用。因为，即便是确凿无疑的犯规，也有轻重之分，如何处治才恰如其分，非专业以外人士所能轻易裁断。鉴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专业学会也像教育行政单位一样，不无保护自身利益的嫌疑，不一定具备公正裁断的胆识与能力。因此，有关部门（比如教育部或国务院学位办）应设立专门机构，接受学界内部的投诉，负责组织专家鉴定，并公布调查结果，而不是将投诉信交给被投诉者所在的学术机构，让其自行了断；更不是等大众传媒炒热了，再挺身而出，王顾左右而言他。
学界也有“取信于民”的问题，连续发生多起丑闻，受严重伤害的，不仅仅是当事人所在的学术单位，更包括整个中国的学术界，似乎不能掉以轻心。（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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