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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王铭铭事件，如何从根本上扼制学术腐败，建立一套良性的学术评价机制？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葛剑雄、朱学勤两位教授，请他们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
事件的背景：王曹之争
葛剑雄（以下简称葛）：曹树基教授是我的同事，所以对他与王铭铭之间的学术争论我了解一些情况。早在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３日，曹树基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批评王铭铭教授一本学术著作中的硬伤（指“学术研究与学术著作的评审：评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如王对美法村土地改革方式的错误描述等，同时也批评该书出版者三联出版社的失责。后来他又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１期上，对王所著《社区的历程》一书存在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如公社下设乡等）。对曹的文章和做法，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加上此前我与曹树基在《历史研究》发表过批评另一本书的文章，一些人也有不同意见，所以《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召开了一次有数十位学者参加的座谈会，我专程去北京参加会议。会上有人认为曹的做法不符合学术规范，说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学术规范，还说民族学有其特殊性等，这些观点基本都发表在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专刊上。
这件事情以后，王铭铭至少又出了两本学术著作，一本是关于泉州的，一本就是如今被指犯有剽窃错误的《想象的异邦》。
朱学勤（以下简称朱）：对王铭铭涉嫌剽窃这件事，我的观点是就事论事，不要复杂化。
葛：在那个座谈会上，不少人提出，应该给双方一个发表各自意见的平等机会。《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说明，在收到曹的文章后，他们就已复印给了王铭铭，希望他能写一篇反批评文章同时发表，但王不愿写。当时他们表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王铭铭寄来文章，一定及时发表。会后我向北大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马戎所长提出一个建议，请他与王铭铭等人利用１０月份到上海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抽两天时间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提供食宿，请曹、王做一次平等的对话，让我们也能对此有一个全面公正的了解。但以后没有下文。
我对王铭铭的著作和曹树基的批评都不了解，但曹的文章毕竟是公开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这样正规的学术刊物上的，王铭铭不在正规的学术刊物上作出回应，却在《中国图书商报》这样非学术性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文章，实际上是自己的损失。无论曹多么无知、无礼，如果你实事求是作反批评，相信学术界的大多数人会得出客观的结论。
剽窃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
记：从网上的讨论来看，很多北大学生都对王持同情态度，最典型的就是该校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４位博士生写的“致北大领导的一封信”，很多学生认为王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待人也不错，也有学生认为既然大师级人物也难免犯常识性错误，王出点错也无可厚非。
葛：我相信学生们的诚意，根据他们所说，王铭铭的确有很多优点。如果现在有人在那些方面批评王铭铭，学生们的话就足以回答。但学生们回避了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他抄了没有？这是最关键的。而他的学术水平如何，应该让本行的专家来评价。
记：在接受《江南时报》记者采访时，王铭铭表示，事件“发生的背景比较复杂，现在还不能给大家解释”。
葛：什么背景，什么难言之隐外人无从知道。我们当然不能随便怀疑王铭铭，但我觉得事到如今，还不如将事实说清楚，否则外界只能认为你已经默认了。但将这件事与“我想那时候，人类学是一片空白”的说法联系起来是不对的，难道因为是空白就能抄？１０多年前王铭铭翻译那本书的时候（指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中国人类学难道比现在还不空白？为什么那时你能遵守学术规范，现在反而要将对方的成果据为己有呢？
记：也有学者认为，作为年轻学者王铭铭获得了一系列他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声望及社会荣誉，之所以出现问题是为声名所累———社会的期望值过高而导致心态失衡。
葛：所以我们要反思，整个社会，包括学校、他的领导、同事和朋友应该采取何种方式帮助他，不要想帮他却害了他。他应该站出来说话，比如说评上教授后又要求他出版新著，或者要评优秀青年教师就得出新成果，压力太大才出此下策。讲出来大家才能理解，也更容易作出判断。本来王铭铭的成绩很突出，十几年前就翻译了很好的书（指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并且已经出版了１０来本著作，发表了大批论文，为什么非要再增加这一本呢？
记：指责王铭铭剽窃的博士生王晓生及一些学者认为这件事不应纳入公众范围内讨论，应该局限在学术范围内，甚至有人说，王涉嫌剽窃是比较专业的学术问题，公众没有能力作出判断，媒体也不该过多介入或者炒作。
朱：当我们说大众有知情权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过凡是大众都知情的事情他都有能力判断。暂时不说学术问题，战争问题、外交问题、国际政治问题，大众未必有足够的判断力，但并不意味着他不应该知道，也并不意味着判断力本身与知情权成正比。
葛：抄袭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即使世界一流的学者，也不应该抄袭，这关乎一个人的道德。现在大家惊讶的不是王缺乏中国哲学史常识或者在人类学上有什么学术观点的错误，大众关注的是他作为北大的博导竟然涉嫌剽窃。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问题，难道公众没有辨别能力吗？要把学术批评与这件事本身区分开来，剽窃是一个事实和道德问题，是就是，非就非。既然已经公开了，就没有什么好回避的。
但另一方面，对他已经做出的学术研究，他出版的学术著作，他的学术地位，都应该由行内的专家进行客观的评价，不能一概否定。这方面，不用说公众没有判断能力，就是我们这些非本专业的教授也没有资格随便发表意见，当然不适合在公众媒体上讨论。
公众也要正确引导，引导的前提是要弄清事实，还要允许他认错。在此基础上，如果有人还要利用这个事件做文章，大家就可以说话了。所以我希望王要勇于站出来说话，向公众讲清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要相信学术界的大多数人。
朱：我们这个民族是读《三国演义》长大的，盛行一种阴谋论思维。凡事不问是非，先打听政治背景或人事背景，人们习惯于用手掌把嘴巴捂住一半，然后套住别人的耳朵：“复杂啊，有背景！”耳语复耳语，几乎成了一个耳语社会。要让这个社会明朗起来，应该先从拒绝耳语开始。故而我倾向于就事论事，不要把什么事情都人为地复杂化，不要在耳语中作深度阐释。
记：在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中确实有学生和学者表现出这种情绪或者思维。
葛：如果学术争论都建立在相互不信任、阴谋论的基础上面，就不能友好地平等地讨论问题。对这件事最好的办法是就事论事，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讨论的只是王涉嫌抄袭这件事，至于他的为人我们没有发言权，我们应该相信北大的老师和学生。王铭铭还年轻，他还可以做个好教授、好的学术带头人，如果他吸取教训，继续做出成绩，到一定的时候，北大应该恢复他以前的职位。
如何扼制学术腐败
记：如何扼制学术腐败，现在学术界有几种观点，有人认为应该靠学者的道德自律，有人认为应该完善学术评价机制。
葛：应该双管齐下。学术腐败是客观产物，与学术有关的社会机制要改变。比如评奖制度：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不分，学术评审时有一条打分规定是该论文产生了多少经济效益或社会影响，但说实话，有些人文学科的论著毫无经济效益，社会影响也很小。但如果这样写，奖就评不上，这是因为评奖的标准本来就不对。又如，做一个学术课题或者项目都要求两三年就得完成，但我主编的《中国移民史》实际上就做了１１年。为什么不能时间长一些，非要搞成短平快的东西？有人报的成果是一年写了３００多万字，多少篇。我不敢否认有这样的人，但只能是个别天才。为了评奖，上项目，争重点、博士点，而采用各种弄虚作假的手段，目前是一个普遍现象。
记：有学者认为，整体学术评价机制还应该向学术著作的出版制度延伸，比如报刊、图书出版界如何认真、负责任地履行学术著作、论文的匿名评审制等。
朱：国外有一系列比较完善的学术匿名评审制度，这个制度是学术界自发形成的，非常有约束力。
葛：在西方学术发达国家，每一部学术著作的出版，出版社都要组织相关学科领域的至少两位专家进行匿名评审，而且与作者有利害关系的人都主动回避，这是一个惯例。如果出版社不放心还可以找第三个或更多的人，这样大多数水货和假货都会避免。而一本被认为涉嫌剽窃的著作会使出版社信誉扫地。
朱：杜绝学术腐败，除了道德自律之外，建立一个良好的学术机制应该更为重要。道德不是万能的，机制约束更靠得住。现在国内的出版社甚至一些知名的出版社在出版学术著作时，非但没有很好地贯彻国外通行的专家匿名评审制，其相关的责任编辑还趁机在并不富裕的学者身上捞钱，让你代销一部分还算好的，有些编辑在外面注册一家公司，让你把钱打到那里，他才肯签字同意出版，捞足了黑钱，才可以出书。
葛：现在学术界的小圈子现象也不容忽视。有人就给我讲过，批评王铭铭有复杂的背景，可是我到现在都没有发现有什么背景。据我所知，曹树基完全是个人行为，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关系。据他说，这次也是报社先收到北大博士生的稿子后主动找他写评论文章的。但现在有人把曹树基对王的批评和这次报上发表这一事实说成是复旦与北大间的事，或者是上海与北京间的事。同样当有人批评复旦的教授时，在复旦也会听到这样一类说法，对事实本身反而不作了解，更不进行必要的批评。小圈子、门户之见、党同伐异实在害人不浅。
警惕“学术大跃进”
葛：关于学术腐败，我们应该检讨一下其中的原因。属于内因的由当事人自己反思，我们应该好好想一下外因。
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的学术界的状况就是现代学术规范和优良学风或者已受到极大破坏，或者从来没有好好树起来过，老一辈风烛残年，中青年青黄不接。当时应该休养生息，让老一辈的专家集中精力培养年轻人，进行学术界的基本建设，形成好的学风。但当时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把损失夺回来，快出成绩的愿望十分迫切，所以一些大项目、大“工程”匆匆上马，摊子越铺越大，要求越提越高。可全国最优秀的学术老人本来就不多，像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这一辈的，不得不疲于奔命，开各种会，主持各种学术工程，又要培养研究生。有的中年学者没有经过严格的挑选，只是因为没有人，就轻易越级、破格提拔，成了当然的学术带头人、教授、博导。署着老专家名的项目往往是中年人主持，青年人承担。
朱：有两种现象我是持反对态度的，一种是对青年学者拔苗助长式的、大跃进式的催化。现在有些高校为了片面地追求所谓的规模、所谓的一流、所谓的世界水平，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争上各个专业的博士点、硕士点及所谓的研究中心等，一时间教授博导满天飞。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只能造成学术资源和有限的科研经费的浪费，只能维持一种低层次的学术竞争。二是反对行政干预学术。行政部门的干预某种程度上已经扰乱了学术秩序的自然生长。
葛：现在全国几乎每一所名牌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都要当博导。如果他们本来就是，那么当了领导后还有没有时间指导研究生？如果他们是当了领导后再评定的，公正性就很难保证。基辛格做国务卿以后，哈佛大学立即通知他辞掉教授职位，如果不辞，学校会摘掉他的帽子。大学的最高行政领导最好不要再兼学术职务，这样更有利于学术保持中立。但现在连校外的官员甚至直接的部门领导，也要当兼职教授或博导，容易滋生权钱交易、权学交易。应该建立一种制度，确定担任行政职务的人不再担任相关的学术职位，但可以保留他的学术资格，等他不当了，还可以继续当教授或博导。
朱：我曾经说现在是教育的“通货膨胀”。教育界在印“大票子”。从教师这头说，世界通行的学术职称制，教授是最高级别，我们又加上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架床迭屋，成为世界学术史上的笑柄；从学生这头说，本来大学本科是学历教育，大多数人有本科学位应该能胜任各种工作需要，但是还不够，还要拿硕士、博士学位，硕士、博士本来不是学历教育，是专才教育，结果也降格为学历教育。教育通货膨胀的结果，是两头稀释：博导也就相当于过去的教授，而教授相当于讲师，以此类推，本科也就只有高中毕业的含金量。
葛：再比如说为了保住一个博士点就得维持多少教授、博导，如果连续几年不招生就要取消，这本来是正常的要求，真的不合格了为什么不取消？但现在变成了不顾条件死保，自然少不了弄虚作假。有些冷门专业没有人报考，导师就拉考生，甚至不惜透露试题，帮不合格的考生过关。有的老教授为了不退休，甚至故意延长博士生的毕业时间。不少学校的做法是，你争到一个我给你几万块，你争到多少经费我给你配套多少。比如今年的重点学科某校争到几个，我们争到几个。这样压力来了。目前整体的学术环境趋向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动不动就要达到一流、达到世界水平，但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和水准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差距还相当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灭。教育行政部门对目前国内的总体学术实力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不要提出过高的要求，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利用学术资源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安排，不要将摊子越铺越大，更不能搞“学术大跃进。”(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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