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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张顺燕教授：“不教方法，就定理论定理是教学的大忌。”
“哪有不下工夫就能讲好课的。”
北大数学科学学院谢衷洁教授：“看到学生表情呆板我就知道：糟糕！我没讲好。”“当你靠点名留住学生，你的课肯定是失败了。”
采访“由头”缘于陆续收到的几位大学生的来信。“教育部规定让教授上讲台，为什么我们这里不是这样？”“给我们文科讲数学的老师刚毕业，课堂上，我们直犯困可又不敢缺课。这不是浪费我们宝贵的大学时光吗！”“上课挺没劲的，老师就知道照本宣科……”
“交了不菲的学费，我们为什么听不到高质量的课？”那天拨通了北大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张继平的电话。
在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是理科规模最大的院系，承担外系教学任务也最为繁重。张院长说，关于课堂教学……你不妨采访一下为文科学生讲数学课讲得相当棒的教师。在阳光和煦的燕园，见到了张顺燕教授。
头发花白的张教授有40多年教龄，1959年毕业，数学家杨乐、张广厚是他的同学，回忆大学生活，他说印象最深的是，那时每晚躺在宿舍床上，同学比着背《琵琶行》。
1994年他为本科生讲授《高等数学》。2000年，全校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张教授担任其中“数学与自然科学”课程。要让全校不同学科、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所收益，难度相当大。但，课堂反响出奇的好。对张教授在课堂教学中的纵横捭阖般的“点评”学生尤其佩服，他们说，老师出神入化的讲解，使我们在艺术享受中激发出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在掌握大量学科前沿信息中去积极思考。
在张教授的案头，刚刚交上来600多篇学生论文，《数学的趣味及艺术》、《比特——0和1繁荣奥秘》等等。作者来自不同院系，据说有的论文已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
对记者提出的问题，张教授说，的确听到一些高校大学生反映课堂枯燥、乏味。说起来像是笑话：课堂上，一位学生问老师，您讲得为什么和教材一样？老师回答，这有什么奇怪的，是我写的教材嘛。这种照本宣科式的讲课，相当普遍，以至于有的学生或做其他事，或打瞌睡，甚至逃课。能说是学生的问题么？
张教授说，单就数学课堂，我认为，我们的教学是不是有以下弊端：
——目前在初、高等教育中，特别在教材教学方法中，过重于演绎论证的训练，把学生的注意力都吸引到逻辑推理的严密性上了，课堂上讲的基本上是逻辑、是论证，是定理证明的过程，而不是发明的过程，也不是发现定理的过程，用一句古话说：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这对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十分不利。
——课上讲的东西都是成熟的，完美的，不讲获得真理的艰苦历程，有时有意回避问题，掩盖缺陷，因而使学生获得的是片面的知识。
——见木不见林，细节多，思想少，常常见不到整体，见不到本质，这在一定程度失去了“真”；割断了数学与哲学，数学与艺术的联系，见不到各个学科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这在一定程度失去了“善”；见不到整体结构的和谐与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美”。
总之，不教方法，就定理论定理，不能启发人的思考，这是教学的大忌。
“哪有不下工夫就能讲好课的？”张教授说。对任何一门学科的传授，单有这门学科的知识是不够的。他说，每天晚上，自己床头都要放十几本书，有时，灵感随时出来，他就记在本子里，充实到课堂上，书法、绘画、古典诗词……张教授涉猎的范围广而“杂”。所以，看到为讲《数学和美术》、《数学与体育》，《数学与音乐》等，张教授精心制作的图表以及大量的书籍，教师的个中辛苦便可想而知。
张教授说，自己从未认为教学是苦差事，相反，每每走上讲台，面对生气勃勃的、充满求知欲望的年轻人，责任感也好、使命感也好，总之，那是一种愉悦或者说是一种享受。常常是他走在大街上，被北大毕业的学生认出来。那年他去美国讲学，走在纽约的大街上，一个学生惊喜地喊：张老师……
讲台上耕耘40余年，他记不得教过多少学生，但凡是听过他课的学生都记住了他和他的《高等数学》、《微积分》、《线性代数》……还有他诗一般的语言。
谢衷洁教授开普通统计学课，150人的教室里曾挤进全校25个系300多位学生。在他讲课的同时，对面电教室正开着最受学生欢迎的电影欣赏课。就是这样，统计学课仍是“爆满”。有的学生甚至站着听课记笔记。看见教室门口学生搭着板凳坐在那儿，不少人还以为是在看足球。
谢教授说：“我的教学得益于我的两个老师。一个是当年我们年级主任丁石孙先生。他当时给我们讲‘线性代数’，讲得非常好。一个是我的导师姜泽培先生。从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直到留校我一直跟着他。两位老前辈，他们的教学方法、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最深。”
“我1959年北大数学系毕业留校，开始工作的第一天，系主任段学复对我说：你一定要认真地讲课，尤其在第一年，首先要在教学上站住脚。这句话让我刻骨铭心。”
我们的课堂教学出了什么问题呢？
——有一种歪论，认为教学是输出，科研才是输入。这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我们很多教师的共同感觉是，只有给别人讲懂时，你才理解了自己讲的东西。有时你觉得你是懂了，但当你走到讲台前在给学生讲授时，才会发现你并没有真正弄懂。我们好多老师年轻时都有“挂黑板”的经历，就是在上课时在黑板上“证”不下去了，“推”不出来了。如果持老实科学的态度，就会对学生说：对不起，我没准备好，下次……那么下次课前你就会非常非常认真地准备，让自己真正地搞懂。你只有在教会别人的同时自己真正弄懂，你才会在科研上运用自如。所以说教学绝对不是输出，如果说你认为教学是输出，就会觉得自己很吃亏，那你就不会花力气。
——无论你教哪一门课，都要认真备课。曾有人问北大物理教授黄昆，你讲课为什么那么好？他说，我每讲一堂课需要8小时的准备。
我给国内的、国外的博士生上过课，也给大一的学生上过课。我认为，无论是面对哪个层次的学生都一定要认真备课。
事实上为了讲2小时的课，我经常要用两天的时间备课。很多人奇怪，你不是讲了多年了吗？是的，但我的每一堂课都没有百分之百的重复。如，昨天我给中学教师讲了一个半小时的公开课，我想大概听课的人不会想到，为了这一堂课我差不多准备了两个星期。
讲课是一种艺术。你讲课的风格、你的板书、你对语言的斟酌、内容的安排、包括与现场听众的交流……都要认真地对待。如果我看到在讲课时，学生表情呆板，我就知道：糟糕！这里我没讲好。如果课堂上学生活跃，那么我就知道这里讲清楚了。学生上课我从不点名，当一门课要靠点学生名来维持课堂人数的话，你的课肯定是失败的。
——要为年轻教师的成长创造宽松的环境。现在有很多条条框框制约着年轻人，讲师要提教授要有几篇SCI论文，副教授要提正教授要有几篇SCI论文。否则他们就提不了职，就没有房子、没有岗位津贴。这样苛求年轻人，势必把他们的精力从教学中引出来，有的甚至为了凑论文数不惜粗制滥造，滥竽充数。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位学者在一次小范围的评审会上提出，要淡化SCI，允许年轻人在科研上失败，提倡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我感到我们的教学存在着危机，或者说在教学上存在滑坡。举例说，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全国高校教学评比中拿到特等奖，但就在我们这样好的教学单位，教学上仍有危机。前不久，全校学生评估教师教学情况，给60岁以上的教师打了80-90分，给年轻的教师打了七十几分。我们概率统计系文革前毕业的、优秀的教授最近两三年将全部退出。我们不能只看比例数，年轻教师占多少，很重要的是朱镕基报告里所说的要“建设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左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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