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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一个中文不是母语且充满了文化自豪感的国度，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够进入竞争激烈的主流媒体是件多么艰难的事情。文化差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如果说，对这里成百上千的中国艺术家来说，他们还可以用画笔或是音乐来和西方人沟通，那么在电视制作中，语言和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就更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鸿沟了。目前的法国主流媒体中，王方辉是唯一能独立地为他们工作的中国电视导演。他经常带着由法国摄影师、录音师组成的摄制组，为法国电视台拍摄纪录片。
王方辉住在巴黎十二区一条接近城市南郊安静的小街上。走进他布置简单的家，最显眼的摆设有两件：一个比一般人家都大的电视和一个有整个墙壁那么大的书架，上边摆满了各类书籍和一盘盘专业摄影带。王方辉是个很容易和你交谈的人，他话里有一种很能打动人的坦诚。我注意到他客厅房顶上挂着个裸灯泡，连个灯罩也没有，给人的感觉这里不是饮食起居之处，只是个落脚点，它的主人随时准备出发。
■可怕的法国陷阱
采访王方辉之前，我先看了一部他拍摄的名为《法国陷阱》的纪录片。这部反映在法国的中国非法移民生活的纪录片，1998年在法国最大的电视台一台播放后，不仅在华侨界，而且在法国媒体上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可以说，这部纪录片是王方辉在法国媒体打开知名度的“敲门砖”。
影片纪录的是一组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非法移民的生活。影片中的不少镜头我们其实都不再陌生，其中一些场景我们甚至都可以在以前国内播放的几部题材类似的纪录片中找到：十来个年轻工人在一个门窗紧闭、大白天也开着灯的地下制衣工厂里踩缝纫机，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儿；男女工同住一室，中间只隔着一道布帘……而王方辉这部纪录片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通过镜头，告诉法国人这些黑移民的真实想法。
近年来，移民问题一直是法国社会及媒体的热门话题，各政党在选战中也在此领域争论不休。九十年代中期，右派政府一项旨在监控发展中国家的入境游客的法律提案还激起了全法国的抗议游行。但是，由于法国经济长期的不景气，也就是在同一时期，极右派的排外立场在国内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外国移民成了法国经济问题的替罪羊，不少法国人认为，他们辛辛苦苦地工作，政府从他们薪水中扣除高比例税金建设的社会福利，却给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享用，他们还以低廉的报酬打黑工挤掉法国人的饭碗，等等。移民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更不用说那 些非法移民了。
法国政府开始加强打击各国非法移民活动的力度。电视上经常出现肤色不同的非法移民凄凄惶惶地被押上警车的画面。我国一些沿海省份每年都有数量不小的移民涌入法国，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尤其是事故频出的非法移民的那部分，成了媒体兴趣中心之一。由于法国媒体很难深入中国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生活, 许多报道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想象和偏见。较为典型的就是移民法国的中国人都被描绘成因贫穷而从家乡出来的经济难民, 从离开中国的那天起，就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了毫无人身自由的现代黑奴，等等。
王方辉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了要拍一个关于中国黑移民的纪录片的想法。作为一个有机会接触到非法移民真实生活的记者，他开始关注身边的这群人。通过大量的跟踪调查，他先于1997年和一名法国作家联合写了一本名为《黑移民》的书，在法国有了一定范围的影响。但是他知道，要想让法国人知道中国黑移民在法国的真实生活，了解这些黑移民的感受，借助于电视媒体会更有效。
这部名为《法国陷阱》的纪录片于1998年年底在法国电视一台晚间的黄金时间播出后，在法国社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法国几家大报，《费加罗报》、《解放报》、《巴黎人报》等都不约而同就这部片子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为这部片子开了评论专栏。其中，《解放报》上的一段话尤为中肯：“与把这些人习惯性地表现为愚笨和麻木不仁的偏见不同，在这部影片里，我们看到他们一样幽默，细腻，充满梦想，富于感情和泪水……”欧洲最大的华文报纸《欧洲时报》也作了诸如题为“真实客观，感人至深”的连续报道。1999年，该片被多个法国及国际电视节选中参赛，获得法国电视金睛奖第二名和法国电视人协会创作奖。
片子的闪光点在于片中的主人公，来自浙江温州的阿蒙在被法国警察以打黑工为由拘捕时说的一番话，他说：“我们到底有什么错？我们只是看到以前来的人回国都很阔气，以为国外挣钱很容易。我们在这里没有做非法的事情啊，我们也是靠劳动挣钱啊！为什么要逮捕我们呢？”为什么？为什么？不仅阿蒙这样问，法国人也这样问。
王方辉说，看到回国的同乡都那么阔气，就以为国外是天堂。谁知到了法国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才是“法国陷阱”。随着拍摄工作的进展，王方辉说他越来越感到拍摄这部纪录片的重要性，他越来越感到一种责任感：要让法国的民众了解这些黑移民所过的极其艰苦的生活和他们单纯的“赚钱养家”的想法，不要简单地以为他们是不劳而获的入侵者。拍摄完这部纪录片，他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人和法国人的思想差异：在中国人看来，只要不偷不抢，靠双手劳动就没有错，而并不认为他们的到来给法国人和法国社会带来的是不平等的社会劳动机会的竞争。另一方面，通过这部纪录片，法国人也更真实地看到了这些原来他们认为“食嗟来之食”的非法移民过的竟然是一天工作高达十多个小时，五六个人同睡一间小屋的极其困苦的生活。而这些黑移民在中国的父母还以为他们在这边过得是舒舒服服的甜蜜日子……
让王方辉没有料到的是，由于频繁地出入黑移民工作的地下制衣工厂进行拍摄，他竟然被法国警方“盯”上了。王方辉根本就不知道他正在拍摄的这家工厂早已上了警方的“黑名单”。因为这部纪录片的特殊性，他们的拍摄工作要做得隐秘，每次进出门时，摄像机都是装在一个大垃圾袋中，以免引起他人注意。但是几次频繁地出入，他也被一直监视这家地下制衣工厂的法国警方“盯”上了。警方认定，他这个经常出入的中国人实际上就是那家地下黑工厂的老板。后来王方辉才知道，那段时间，甚至连他乘公共汽车时身边都有便衣警察跟踪，记录他和旁边人的谈话。不过最终，几经解释和在工厂中做工的黑移民的否认，法国警方还了王方辉一个清白。
■和黑移民打交道
拍摄纪录片和写书不同，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合作的拍摄对象，因为既然是黑移民，谁又愿意在电视上“露脸”呢？我向王方辉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笑笑，“确实不容易！”他说他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无偿地帮助黑移民了。帮他们填写各类法文的表格和书信，在他们碰上司法麻烦时，帮助联系律师，陪他们去医院看病，等等。有时，他甚至还要陪一些临产的产妇去医院，因为她们的丈夫不懂法语，根本无法和医生交流。有时候，王方辉也不好和医生具体解释，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几年下来，没结过婚的王方辉已经当了好几回“爸爸”了。“我想医生都会奇怪了：这个人有多少个老婆啊？好在这是在法国！”王方辉自嘲道。
他所做的这些，对于那些经常身处困境，在法国两眼一抹黑的非法移民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许多年轻的非法移民在和王方辉接触中都逐渐地把他认作了知心朋友。所以，当得知他所熟悉的几个年轻人在郊外的黑工场打工时，王方辉试着向他们提出跟踪拍摄的想法。王方辉说他至今仍感佩于那些年轻人的勇气，因为最初是谈定播放时在脸部打上马赛克，但是到最后，他们向王方辉表示，反正也都给警察抓过了，不用遮脸了，“我们又不是在法国做贼，没什么可丢脸的！”
也许老天也为这些年轻人的勇气所感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影片中的主人公阿蒙后来成了“明星”。一次，他在咖啡馆里刚掏出香烟，旁边一位法国小伙子就主动递上火儿，并问道：“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您。我和周围的朋友都很关心您和家人的生活。怎么样，现在您过得还好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小伙子微笑着说，“我由衷地感到欣慰，祝福您！”阿蒙后来跟王方辉说，这样主动搭话的事情他碰到过好多次，到法国七年了，他从来没有像这样被别人关注过，他感到很高兴，原来还有那么多人关心着他。
■为自己工作
王方辉说自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在哪里都能生活。那年为法国电视台和一个慈善机构到西藏去拍片，他和藏族牧民在一起生活，还在高原深处一个破败的小喇嘛寺里生活了几个星期。他拿出当时拍的照片，说刚开始有点不习惯，后来和藏民一样吃喝拉撒睡一段时间以后，身上虽然发出些异味，却感到了一种摆脱了人和自然之间琐碎的中介，充分回归自然的自由。“至少，在一望无人的高原上随地大小便，可比在北京上公共厕所畅快多了。”他玩笑道。
近几年，王方辉拍了十来部长短不同的纪录片，从表现中国人抗洪斗争到云南少数民族的独特生活，再到中国近现代史，以及法国的著名人物传记。我跟过一回王方辉的采访，最后只有一个感觉：累。因为他会做很多准备，提很多的问题，直到把最严肃、最不爱说话的采访对象问笑为止。还因为，他拍了大半天的片子后，告诉我们最后能用的只有三五分钟精彩对白，多了会影响片子质量。
从1988年来法留学至今，王方辉已经在法国呆了十三年，他揣着法国的绿卡，操一口流利的法语，已经度过了生命中的第三个本命年，却不愿意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看着满地的摄影器材和堆满了书架的各类题材的纪录片录像带，大量的各类书籍，我想起朋友介绍王方辉时说的话：“如果哪天你看到他娶回一个土著姑娘，你也不会吃惊。” （本报驻巴黎特约记者 王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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