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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记不起戈德曼教授的模样，但脑海中却抹不掉他那“无赖”的形象
在文章里对某人讥以贬义, 平生在我大概是第一次吧。可想来想去, 竟没有什么词汇可以代替我对戈德曼教授的准确描绘。这些年来, 每每想起这个脸色苍白颐指气使的家伙, “无赖”这两个字就会立即跳出我的喉咙。
■景仰
说起来, 初来悉尼时, 戈德曼教授在我心目中还是蛮神圣的。当时我不知道我这中文教师在澳大利亚能干什么, 就浏览起L大学的博士招生目录来。汉学研究也许是我唯一能发挥自己专长的专业, 所以我痛下决心, 报了一门中国当代政治研究，拜在当时L大学汉学家南茜教授的名下。南茜38岁, 和我相仿, 是澳洲出生的华裔, 但不会讲中国话。她是商贾之女, 剑桥学子, 脾气不错——这是我当时的印象。戈德曼教授就是她介绍给我的。在首次博士生资格考试时, 她指着我递交的一份长长的参考书单说, 怎么没有戈德曼教授的著作? 赶快去找, 没有他的东西, 你的研究将失去很大的说服力。
我诚惶诚恐地在图书馆检索戈德曼教授的所有著作, 发现竟有15本之多, 且都是关于中国政治的。我看看作者介绍, 当年的戈德曼35岁, 大学终身教授, 有一大串在国际学术机构任职的耀眼头衔，真叫我无地自容。也许从这天起, 就注定了我在澳洲的命运不那么灿烂，就像那蓝山大雾一样令人沮丧。
导师南茜对我还不错。她和戈德曼也是在北京的一次国际汉学会议上相识。当时, 戈德曼正和他的马来西亚妻子闹离婚。南茜不俗的气质和东方女人特有的沉静, 令戈德曼顿时眼前一亮, 当下就开始苦苦追求, 并加大了与妻子离婚的力度。
和南茜定情后, 戈德曼就挤进了她那古旧但却舒适的宅院。南茜将那充满阳光的书房腾给戈德曼, 自己则在一个背阴的小屋读书。对我来说, 最麻烦的是每次去导师家都要和戈德曼打招呼, 而他绝不是个谦和之人。他非常粗暴和盛气凌人, 仿佛他才是房子的主人。南茜喜欢组织聚会，但戈德曼来了后，充满欢声笑语的聚会消失了，因为每次聚会 时, 戈德曼就在旁边一个人独酌樱桃酒, 从不加入中国人的谈话, 更不像南茜那样积极去讲中国话。他这大名鼎鼎的汉学家竟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讲, 他也不屑于讲。人们只好同他讲英语, 他又心不在焉, 眼睛不是看天就是看地, 面无表情, 脸色苍白, 弄得聚会 大煞风景。南茜家的聚会日渐冷落, 失去了吸引力, 又过了几年，来人就寥寥无几了。
■受气
在一次聚会 上， 因我是南茜的学生, 他才跟我说两句话, 他身穿一件德国人常穿的那种黑西装马甲, 双手插兜, 问我某个汉字的含义。我解释完后, 他点点头, 没头没脑地加了一句：“汉语难学很啊。”
“应当是很难学。”我说。
“无论如何, 我这么说, 中国人也能听懂。”他大怒。
“我是说, 假如您去中国工作一段时间, 汉语可能会提高得很快。”我不知深浅地说。
“你在安排我的命运吗?” 他怒目圆睁, 浑身颤抖, 白皙的脸一下涨红了：“太荒唐了！太荒唐了！你怎么可以教训我，我是教授, 当代亚洲研究所所长!”
所有在场的中国留学生都被戈德曼教授的盛怒吓得噤若寒蝉。这时南茜跑过来说： “好了, 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对吗?” 边摸着他的头发边哄他, 好像他是个小孩子。
戈德曼对我还算客气的, 他带的4个博士生, 都因不堪他的粗暴虐待而离开了他。对女学生他也不放过，经常把那个来自"南开"的小女子楚玫骂得狗血喷头。他爱坐在桌子上发淫威, 口吐白沫地骂人家蠢猪。还爱恶狠狠地摔电话。楚玫后来是抹着眼泪找到大学校长要求撤换导师的。西方学校就这点好, 学生可以炒导师的鱿鱼。
戈德曼最后是众叛亲离, 虽然著作等身, 但几年来一个博士也没带出来, 面上无光。他开始脸上堆笑了, 开始主动和人打招呼了，可还是没人理睬他。他离开“L大”时形单影只, 中国学生组织了一个盛大Farewell 聚会, 庆贺这个暴君的离去。
■变脸
我拿到博士学位后大约有半年找不到工作。正在懊丧时, 发现报纸上登了一条广告:L大学亚洲研究所招收助理研究员, 联系人戈德曼教授。明知是虎口我也得往下跳啊。我打去电话, 和戈德曼的秘书约好会见时间：周一下午两点半。
在那布满爬山虎的古堡中我等到四点半, 结果这个戈德曼教授还未出现, 我当即愤怒地质问秘书, 她耸耸肩，我拂袖而去。回到家已是晚七点, 从电话录音里传出一个声音：这里是戈德曼教授办公室, 我很抱歉地通知您, 因为您缺乏耐性, 您已经失去了这次工作机会。谢谢您对研究所的兴趣。再见!
“无赖!” 我骂了出来。
我只剩下50澳元了, 连下个月的房租都成了问题，怎么办?一个叫《唐人街》的中文杂志主编认识我, 让我写写国际汉学家的故事, 稿费预支。于是我就开始写, 我写了南茜和其他一些汉学家, 其中也包括戈德曼——这个无赖，因为他在汉学界实在太重要了, 编辑还为他加了配图照片。
过了几天, 我收到一封信, 是戈德曼办公室发来的感谢信和邀请函, 说有一个临时研究员的位置, 为期两个月, 问我是否愿意屈就? 我选择了屈就。
三年后, 我找到了比L大学更有名的O大学的一份终身教职。有一次, 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世界比较文学年会上相遇，他身边出现了一个贴身的年轻中国女士，当时南茜刚去世不久, 我早就听说戈德曼后来对南茜无理而野蛮。我没有和戈德曼身边的那个中国女人打招呼, 只和他们道了再见。(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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