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商业出版社最近推出的《中国家长批判》，在读者中引起反响。专家们大多对该书给予肯定评价。有人认为该书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从教育孩子转到了教育家长身上”；有的认为该书对家长来说，是“一味药性深厚绵长的中药”。
中国的家长究竟怎么了，需要出一本书洋洋洒洒地“批判”，而且还有这么多专家为之喝彩？该书编者通过许多家庭正反个案验证了中国家长的“十大原罪”，认为家长们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普遍存有比较“庸俗的功利观”。对此，我以为有些偏颇。
中国家长的问题，其实就是教育子女的观念及方法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弄清一个概念，教育的义务及责任，社会、学校、家长究竟该谁扛鼎。义务教育法虽从法律角度明确了家长责任，但教育过程的实施更主要应由社会来承担。家长为子女提供的，更多的应是学习条件及健康宽松的学习环境，而不是教育本身。中国的家长们与外国的“Parent”们相比，需抚养的子女肯定是最少的，可自身的付出（精力和经济）比重恐怕却很高。他们在子女的教育上已承担了超常的义务和压力，不知作家专家们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
其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对孩子最容易产生影响甚至不经意间就改变了孩子命运的不是家长而是学校的老师。这方面的个案也不胜枚举。如果我们能重读4月2日《中国青年报》登载的端木先生的《我以性命担保她行》以及留美博士黄全愈所著的《素质教育在美国》等书，会感同身受。
毋庸讳言，中国的家长们对孩子往往有过高的期望值，教育方法也容易走极端。但这种现状的产生是有其社会根源的，甚至可以说应试教育机制才是始作俑者。我们早已把“学而优则仕”批得臭不可闻，素质教育的口号也喊了多年，但我们面对的现实却是，学校里与升学无关的课程已经名存实亡，老师们常常敲着讲台喊“不好好学将来去扫马路”，书店里“哈佛女孩”、“剑桥学子”之类的“育儿经”充斥书架，而人才市场上专、本文凭则备受冷落。21世纪的中国，仍然用一种近乎固执的机制，重复着“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寓言。
美国总统林肯就职之时，有记者问林肯的母亲是否为当总统的儿子骄傲，这位母亲回答说她同样为另一个儿子骄傲，他正在农场里刨土豆。美国每年的4月22日，是“带孩子上班日”，这一天孩子们可以随父母上班，让全社会参与对孩子们的职业兴趣的培养。黄全愈曾对美国小学生的理想做过调查，想当总统的，想当动物饲养员的，想当家庭妇女连生四五个孩子的什么都有。浙江电视台也曾对中学生做过类似的调查，其回答不是想当官就是想当老板，无一人愿当工人或农民，这样的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全社会深思吗？
其实家长们对自身的问题并非不清楚，只是身不由己而已。家长问题的根子不在家长，“批判家长”是李代桃僵的谬误。对此，《中国家长批判》的编者及出版商也未必全然不知，硬在“中国家长”的腋窝里插把“批判”的箭矢，恐怕另有非学术性的缘由吧。（孟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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