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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的“青年话题”《自考教材犹如世外桃源》 一文，痛陈自考教材的严重滞后，笔者深有同感。其实何止高自考，整个高校的教材都存在一些问题，滞后仅是其中之一。
我是新闻学专业的学生，我们的教材大多出自那些德高望重的泰山北斗之手，但大多初版于80年代。新闻学，尤其是传播学，基本上是舶来品，国内的一些论著有不少将国外的理论本土化。新闻事业发展迅速，但国内的新闻学教材几十年不变，其陈旧可想而知。
但问题不仅于此。市场上好教材有没有？有。但为什么我们用的仍旧是那几套老教材呢？这就涉及一个教材流通体制的问题。高校教材不像中小学教材那样统一指定，基本上由任课老师决定。这种一人拍板的教材选用体制便生出许多弊端。
一个人的见解只能代表他自己，老师认为的好教材或许在学生那里诟病颇多。给学生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是对学生权利的尊重，是教学民主的体现。强制性的统一购买教材剥夺了学生的选择权。此外，到底用谁的教材，用哪个出版社的教材，其背后都有利益之争。有利益就有权利滥用的可能，特别是当任课老师自己著有该课程的教材时尤其如此。
在国内，用（本校）任课老师的教材基本上是不成文的规定。从现实教学来看，这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便利。但也导致了一些弊端：比如学术近亲繁殖，形成以（教科）书定课的不良风气。
国外大学一般不允许学生读母校的研究生。他们宁可把学生送出去，再高薪把他们请回来。这有利于开阔治学者的思维，接受不同学派的观点，从而使教学、研究不断生发新的活力。而在国内，往往是导师学生一个观点，院校间派系林立，谁也不服谁，甚至谁也不懂谁。在短期内，我们尚难改革这种导师学生的亲子关系，但至少在教材上，选用其他院校、其他老师的教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这种局限性。反之，则更加剧了这种近亲关系。
更可怕的是，这种惯例保证了教师著书的市场，于是一些老师便放开手写，写好写坏并不重要，反正仅本系的学生就能保证其不错的销路。如果本系尚没有与某个课题相关的课程，那干脆直接开设一门，文科院系的开课随意性尤其大。这其中的利弊，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使用过的教材如何处理。一个好的方式是将其廉价卖给低年级的学生。但是，我们的教材大多数是统一购买，不买不行。这样，就使得大量二手教材只能沦为废纸卖，而低年级同学却要以几倍于二手市场的价钱购买新教材，这其中有多少资源浪费！
我们现在到处都在说“以人为本”，但往往只是口号。建立一个健康科学、更人性化的教材流通体制，正是“以学生为本”的表现。它并不是一件可做可不做的小事，而是大学循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影响着大学的顺畅呼吸，茁壮成长。（姚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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