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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著名旅美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6年出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主任。
曾就读上海清星小学、东吴附中、江西联合中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大，1946年由吴大猷教授推荐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研究院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
记者：科学成就多出于青年。你认为高等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有哪些关键环节？
李政道：中国的学生很优秀。我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一些著名大学，都有许多学得很好的华人学生，中国的青年人才有科技创新的绝对优势。要使他们有深一步地发展，需要抓紧时间，尽早确定方向；然后要给他们创造好的环境。这个环境除了依靠课堂教育、高科技的教育工具带来的信息以外，还需要上一代科学家的悉心指导。
我特别主张导师和研究生要有一段时间密切的、共同研究的过程，而且由一个教师来带一个学生，特别是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这个“一对一”的培养过程不能省，不能急。因为科学精神的传播要靠人与人的直接接触来完成。人和人之间是有感情的，这种夹杂了情感因素在内的传授是别的方式不能替代的。就好比机械猫带的孩子永远无法与生物猫带的孩子相比。科学精神、科技素质在“一对一”的师生传递的微妙之处是其他方式学不来的，也没有一定的模式可以照搬。1948年，我的导师费米问我了解太阳内部的温度是多少，我很快做出了回答，因为这可以从资料中找到答案。但他却说，搞科学光依靠资料不行，要用自己的办法把它算出来。什么办法呢？就是自己做专用算尺。于是他指导我一起动手，制作出了计算主序星内部温度分布的专用大算尺。这种言传身教的过程让我铭记一生，受益一生，其中所得到的当然不只是科学知识和科学的工具。
当然，创新人才的培养还需要抓住机遇，并依靠政府政策的支持。
记者：你在哪段时间所接受的教育对你的成才和成功影响最大？
李政道：这个问题让我想想看。好像我对抗战时期被迫转到西南联大读书的那段时间印象比较深。当时在昆明，条件那么艰苦，住土坯房，睡上下铺，常常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可是大家的学习热情那样高涨，全校大约2000多学生，200多教师，朝夕相处，后来出了华罗庚、杨振宁、朱光亚等等那么多科学家。在艰苦的条件下出人才，恐怕还是得益于师生之间的亲密交往和相互鼓舞，得益于特殊条件下坚定的求学精神。
记者：青少年时期是培养科学素质的关键时期，你对中国的基础教育有哪些看法和提醒？
李政道：中国的学生学得很好。我对教育问题的基本想法就是主张“活学”，不要为了考试而学，“求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就是讲这个道理。不要考试考得那么厉害。考得太多或占学生时间太多，教得太多，都不可取，对学生学习没什么好处，也不利于科技素质的培养。比如写文章需要选词造句，你买了一本大辞典，里面什么都有，但并不等于你因此就会写文章了。对年龄小的孩子，有些不适合这个年龄阶段的、费解的东西，要求他们有具体的理解就可以了，不必都抽象成概念，让他们花很多时间去背。有些学生不懂、要花几个小时强记的东西，往往长大些会很容易理解和记住。
记者：这些主张是否用在你自己的孩子身上？你在家中扮演什么样父亲？
李政道：家里的事情都是惠管，当然孩子的事我也要过问。我的大儿子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对我说，爸爸你去帮我找东西：电线、指南针、灯泡和电池，我来给你讲讲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定律，然后他果然用这几样东西动手给我演示“磁生电”和“电生磁”，讲得很高兴，也很对。这样的“活学”、“活用”就很好。我想一个小孩子有具体的、定量的理解就可以了，不必要求他作抽象的、概念的理解。我对子女的教育还是很开放的，他们的专业选择都是自己做的，两个儿子都没有和我同行。
记者：你感兴趣的学科除了你的本行，还有什么？能否描述一下它们对你的影响？
李政道：我感兴趣的东西挺多的。除了自然科学的，还有诗歌、小说、历史和各种艺术，我还发现自然规律与文化之间有某种奇妙的联系。尽管自然现象本身并不依赖于科学家的存在，但对自然现象的抽象和总结，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成果，这也包括艺术家的创造。一些艺术家根据科学主题所创作的画，比我用科学语汇表达得要好，而且带给人美好的艺术享受，你看这幅题为《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的画，是李可染唯一表现与自然界斗争的作品，看他把自然界的“动”与“静”表达得多么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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