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部宣布报考2002年硕士研究生不再需要单位介绍信的消息，在众多在职考生中引起反响。但是该报记者从省招生办研究生科了解到，不需要单位介绍信，并不意味着考生可以自由报考，考生所需填写的报考登记表中仍需要单位签署意见并盖章，所以考生还要在单位同意的情况下方可报考。
我没看懂这种变动的意义何在，我想的是：考生要在单位同意的情况下方可报考这个规定本身，就应该受到质疑。
本来，受教育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个人的；受教育行为及其过程本身是个人的；它的结果也主要是个人的。要求一个人考研究生须征求单位意见，就像要求一个人结婚也得征求单位意见一样没有道理。因为无论一个人考研究生也罢、结婚也罢，都只是个人的目标，并不是单位的目标。在一个完全是个人目标的事情上要求征得单位同意，其结果很明显：只能无端地增加单位对个人的约束权力，增加个人对单位的依附性。它在性质上是限制个人权利和个人机会的。
要求个人考研究生须征得单位意见，其初衷，无非是为了保障单位的人员稳定。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大多是国有的情况下，每一个单位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同构”，单位利益，就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这样的保障措施，实际上也是在保障国家计划在人事上的稳定，因此这种政策在彼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当今已经改革开放了的社会，单位本身已经多元化了，单位的利益、目标也多元化了。单位的利益，不再能简单化约为整个社会乃至国家的利益。
因此，国家政策，在单位与个人这两个利益单元之间，毫无必要厚此薄彼。我认为，报考的权利应该完全是个人的；而个人报考的结果涉及单位权益，则是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事，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事，可以通过协商、仲裁甚至诉讼方式解决。在市场经济社会，个人权益与单位权益之间的问题，大部分都不需要政府在两者之间为谁设定先天的优势地位。
这样的政策，实际上具有一种赋权的性质。像这个政策一样，我们的许多具体实施规定都有意无意地在单位与个人之间轻易赋权。赋权是立法性质的行为，应该像立法那样严肃，有立法那样的程序，应该审视赋权的主体是否具有赋权的法定资格。你给一个人赋予权利，意味着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就增加了义务；你给一个机关赋予权力，就意味着一个人、一群人增加了服从的义务。在一个法治社会，这些都是大事。教育行政机关，是否能够成为赋予这类权力的主体，都是令人怀疑的。“单位权”不是行政权，在法治时代，人们受到行政权的不当处置，都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司法救济途径，而受到“单位权”的不当处置，却没有这样的救济途径，这也是对单位赋权应当谨慎的一个理由。
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是一个人的发展权的重要内容。在一个开放的、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社会里，一个人的发展，几乎可以肯定要突破单位利益的范围。在个人发展与单位利益之间，确立后者的绝对优势地位和价值，就可能导致削弱和视轻前者的地位和价值。即使从国家利益的功利角度出发，孰轻孰重，也不是不需要权衡的。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目标的“基本单位”，就是单位，个人的活力、发展、创造性没有独立的地位；而在市场经济时代，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的活力、国家的活力的“基本单位”，可能更多的是创造、发展中的个人。个人改善自己、提高自己的欲望、冲动，是国家活力、社会活力之源；个人改善自己、提高自己的权利空间，是国家活力、社会活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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