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接二连三地接到家长的电话,称家有“超常儿”,不甘心送入普通学校接受普通教育。他们有的在家自学,有的却由爷爷、奶奶承担起了老师的责任,他们打探、呼吁:能为“超常儿”办个实验班吗?对于超常教育,教育界的说法莫衷一是,我们在此刊登“不想下课的孩子”,以引起大家对这个话题的关注。
采访动机
笔者有个朋友到上海出差,聚会时偶尔谈及她那不到14岁的女儿明年就要考大学了,让朋友们大吃一惊。原来,这个聪明的女孩儿,是北京八中少儿7班的学生。在这个班,十三四岁考大学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令我吃惊的是,当时所有有孩子的朋友都对这件事兴趣浓厚,还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超常教育利大?还是弊大?有朋友痛陈身为“超常儿童”父母的苦恼:授课内容孩子早就会了,课堂纪律差,乱插话,对学校教育没有兴趣;老师找家长投诉,要么跳级,要么让孩子闭嘴。他们更想知道:怎样的孩子才算超常?看来,关注超常教育的人不在少数。
打听的结果,超常教育实验班上海也开始有了,就在浦东。于是有了这篇报道。事实上,这个选题最重要的“核”有两个:一是如何理解教育机会的平等与公正?二是一些超常教育的实践,是否只是“神童”们的专利?难道普通态儿童就只能忍受刻板、僵化的“常规教育”吗?
超常班的由来
超常班的42个学生经过测试,从浦东地区报名的500多个小学四五年级学生中脱颖而出。
测试方式是与众不同的。建平学校教科研组的徐颖老师说,有的回回考试名列前茅的孩子没能录取,反倒是一些聪明的淘气包入选了。除了数学、语文科测试外,他们还得通过超文化背景的认知能力测试、智商测试,甚至纯生理方面的脑象图测定(依据是人的聪明与否,在脑生理方面是有差别的)。而所谓超文化背景,就是说与教育程度无关,一个研究生在这项测试中未必比一个聪明的文盲更有优势。
一个初中阶段的超常教育实验,就这样静悄悄地在浦东开始了。
两个重要人物
这件事至少与两个人密切相关:一个是建平实验学校校长姜晓勇;还有一个,是年过半百的程念祖老师。
程念祖:关于超常儿童教育的疑虑,已经一一被实践解决了
建平实验学校的这套测试方法来自北京八中。程念祖老师也来自北京八中。
作为市重点中学的北京八中,在教育界相当知名,迄今办了15年,招收了八届少儿班(即超常儿童实验班)。一个北京记者在有关报道中这样开头:
“翻开北京八中‘少儿班’的影集,是一张张博士帽下稚气盎然的笑脸。9岁上初一,4年完成从五年级到高中的8年课程,13岁进入大学,18岁当博士……超常教育培养出的少年俊才,只留给人们对天才的感慨吗?”
1985年始,北京八中、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和北京市教科所联合创办超常教育实验班,每两年招收一个班,人数30名左右。招收10岁左右的智力超常儿童。经过科学鉴别,因材施教,在4年后考入大学。
根据去年的追踪调查,前三届98名毕业生中有52人已读完或正在攻读研究生,占毕业生的53%,其中14人已获得博士学位或博士资格。其他学生也普遍有较大学习潜力和比较扎实的学业基础。程老师认为,这说明中学超常教育在开发他们的能力方面,起到良好作用。
由程念祖老师任班主任的少6班去年毕业。这个班33人,去年参加高考时平均年龄14岁,平均分近580分,全部被重点大学录取。有11人总分超过620分,其中10人考入清华和北大。
从八十年代初中国科技大学开始招收少年大学生开始,社会上关于超常教育的疑虑层出不穷,但程老师自信地说,从北京八中少儿班的实践看,这些疑虑被一一化解。
疑虑一:超常教育、压缩学制是拔苗助长。
程老师解释,压缩学制并不单纯是加大学习时间,而是通过对教材和教法的改革,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使单位学时的效率提高,用4年完成8年的学业。以第一届毕业生为例,4年所用学时仅是政府规定8年总学时的56.81%,而学生成绩达到或超过了优秀高三毕业生水平。而他们在常态教育下,却总是反映“吃不饱”,在超常班是“刚刚好”或是“跳一跳够得到”。
程老师打了个比方,传统教育像是传统建筑,要从底下一层层打“基础”,速度慢,重复多;超常教育像是现代建筑,是框架式结构,先构造好一个学科体系(搭好框架),再进行细部充填,速度快,注重学科整合能力。
少儿班没有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压力,也节约了一年左右无谓的复习课时。
疑虑二:超常教育出来的“神童”,自理能力差,缺乏合作精神。
程老师很不喜欢老师一在就静、老师一走就乱,“就像有了药瘾,不吃老师这个药就不行”。少儿班非常重视学生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他举了两个例子:
一是卫生值日。10岁左右的新生入校时,程老师指着干干净净的教室说:“以后保持清洁就是你们的事儿了。轮流值日,不值日也可以,但下课必须离开教室,不能享受与教室有关的一切课余活动。”结果只有一个孩子拒绝值日,可憋了三个星期,他实在忍受不了被排斥的感觉,要求重新轮值。经同学们民主表决获准。后来,这些孩子连毕业聚会之后,都会习惯地把教室打扫得清清爽爽。
二是选班干部。这事儿老师基本不参与。聪明孩子在一起,容易互相瞧不上,一次班里发生了“政变”,程老师听说后,对“领导者”说:“这次你‘成功’了,但如果我是你的同学,我会离你远远的。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也会背后‘搞’我一下,我无法信任你。你将失去朋友和合作者。”从此,这样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
疑虑三:少年大学生社会化程度低,影响今后发展。
由于少儿班孩子年龄小,社会阅历不足,少儿班从一开始就重视中外名著的阅读,不仅提高文学素养和作文能力,也获取大量社会信息。少儿班的社会实践活动远高于普通学生,他们曾经到过恩格贝沙漠植树治沙,去陕西榆林与农家孩子同吃同住,更在北京参与环保技术与决策研究。使他们较早开始了解国情。
大学老师反映,少儿班的孩子热诚、懂事、有责任感。其中不少人被选为学生会或团委干部。
疑虑四:“神童”智力强而身体弱,甚至有早夭倾向。
程老师承认,少儿班学生刚进校时,几乎所有体能指标均低于同龄儿童,体育老师开玩笑说:“你把全北京的‘废物篓子’都弄这儿来了。”然而,毕业的时候,这些孩子“改朝换代”,所有体能指标全面超过前苏联和日本的同龄人,除了力量性项目外,在跑、跳、技巧等方面,还优于比他们大4岁的大学同学平均水平。
秘诀在于,少儿班4年上体育课的时间,比人家8年的体育课还增加了25%,并加了一门“自然体育”,每周都有远足、游泳、跳水、滑冰、骑自行车……大考期间也不间断。其间更重要的收获,是孩子们的意志品质和抗挫折能力,都有很大提高。
这些令人神往的教育方式,真的“超常”吗?常态儿童就不能享受?程老师的回答出乎意料地肯定:常态教育当然也能、甚至应该这样做。但是,他对此类做法能否推广表示怀疑:这需要教师有足够的素质。
在谈及有人提出“现在的小学教育基本失败”之时,程老师对15年来少儿班生源发生的变化发了一点感慨:“如果用烧瓷器来打比方:早期招来的孩子像是一团泥,很容易塑造成理想的瓷器;中期招来的,就像是毛坯,而如今招来的则是半成品,成了形了,很难扭过来。有些很聪明的孩子,被刻板的学校教育给教‘僵’了。”
末了,程老师热诚推荐:“你应该和姜校长谈谈,他对超常教育很有些见解。”
姜晓勇:什么是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是智力面前的平等,还是金钱或是“距离”的平等?
来自大庆油田的姜晓勇,40岁出头的年纪,说话有股东北汉子的冲劲与锐气。
在校长岗位多年,他一直琢磨:学生中有的很聪明,却因为得不到适当教育,弄成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有的学习十分努力,却总是跟不上,干脆自暴自弃。基础教育是不是应该面对现实,把智力出众的孩子培养成优秀人才,让学习困难的孩子有足够的生存能力?
超常教育是否有悖教育机会平等的理念?
姜校长反问:什么叫“教育机会平等”?很多城市初、高中分离,小学升初中实行电脑派位、就近入学,这只不过是住家与学校距离面前的教育机会平等。由此而引发的对教育优质资源的争夺并未淡化,而是从智力、分数的竞争,转化成为关系、金钱的竞争,极易导致教育腐败。
幼年曾为了两块钱学费卖过鸡蛋的姜晓勇特意提到,建平实验学校超常实验班收费并不比普通班高,如果家境贫寒,住宿费、学杂费还可以全免。
我国很多地方的政府对超常教育的态度是“不鼓励,不反对”,姜校长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在西方许多国家,超常教育(或叫“英才教育”)是被列入“特殊教育”认真对待的,有专门的学校、研究机构和师资培训计划。但在中国,一提“特殊教育”,就是弱智、残疾人教育,师范院校没有超常教育专业甚至课程,国家没有专门经费鼓励超常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在中国,搞超常教育需要勇气,更需要科学的方案。我考察了北京、辽宁、天津和江苏的超常教育,突出的感觉是缺少方案的运行。没有科学的课程体系,老师全凭个人经验与智慧在摸索。”
所以,姜校长致力于超常教育教材的编制,“得把北京八中老师的宝贵经验挖掘出来”。
建平实验学校实验班沿用了北京八中的超常儿童鉴别方式、启发式教学、重视自然体育等经验。但有一些重要的区别,一是没有缩短学制,学生在正常的年龄毕业。二是生源只局限于浦东新区,没有像北京八中那样全市范围招生。姜校长承认,这使他的超常班学生的水准受到一定影响。“不过,我倒可以藉此探讨一下,超常教育如何向常态教育辐射。”他透露今后可以试行弹性学制,允许“跳级”。
这个学校随处可见的中国旧体诗和格言,见到客人不断鞠躬问好的学生,秩序井然、宛如部队出操般的升旗仪式和课间操,都让人印象极深,可见姜校长对“规范”和“规矩”的重视。
“没错,越是有才,越要有德。”他认为,如果不重视超常教育,不重视对超常儿童的德育教育,任其自流,将来这一人群有可能走向叛逆,对社会造成破坏性影响。
那么,在不能压缩学时的前提下,就课程而言,他们的超常教育有什么特点呢?
“压缩和扩容”,姜校长简洁地说。
(根据学校要求,报道中提及的学生均为化名。)(李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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