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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英国威尔士的戴维·希利医生日前向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提出诉讼申请，状告多伦多大学及其附属的瘾患及精神健康中心，要求被告支付940万加元的赔偿费。这就是在加拿大及国际学术界闹得沸沸扬扬的“希利事件”。
到加拿大当教授
如果在去年，提起英国精神科医生戴维·希利，加拿大恐怕没几个人知道他。这并不奇怪，希利大夫所在的英国威尔士距离加拿大实在是遥远，他平常在威尔士所做的事也确实与加拿大不大相干。
作为一名医生和学者，希利平时所做的也就是治病、教书、科研，在事业上也小有成就。从1992年起，希利当上了英国威尔士大学北威尔士心理医学系主任，并任高级讲师。此后他发表了上百篇论文，并出版了10多本专著。希利的努力和成就引起了多伦多大学及其附属的瘾患及精神健康中心的注意，觉得他是个人才，企图将他招揽过来。
1999年7月，希利来到多伦多，接受多伦多大学和瘾患及精神健康中心的考察，双方对这次会见都非常满意。2000年1月，多伦多大学通知希利，初步决定聘请他到多伦多大学及瘾患及精神健康中心工作，向他提供的条件包括：聘他为多伦多大学教授，任命他为瘾患及精神健康中心情绪失常及焦虑项目组住院部主任。2000年7月，多伦多大学向希利发出正式任命书，从2001年5月开始，任期5年。2000年9月，希利回信表示接受任命。对一心想做教授的希利来说，这真是个天大的喜讯，况且多伦多大学也为世界知名学府。
“祸”从口出
2000年11月底，希利俨然以一名教授的资格来到多伦多大学，成为瘾患及精神健康中心的主管。
11月29日至30日，在瘾患及精神健康中心召开了一次精神疾病国际研讨会，希利应邀做了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到，国际知名制药企业礼来公司（ E Li LiLLy）的抗抑郁药“百忧解”（ P rozac）可能有副作用，会引发人的自杀倾向，在这方面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希利也许不太了解，礼来公司是瘾患及精神健康中心的主要赞助商之一。该中心的1000万元的学术基金中，有礼来公司150万元的捐款。在2000年至2001年度，礼来公司又向该中心捐献了130万元。该中心的“礼来学习中心”也于今年刚刚落成。“百忧解”是礼来公司的主营产品之一，每年为公司带来10亿美元的收入。
开完这次学术会，希利就去了美国。当他12月8日回到家后，发现一封来自瘾患及精神健康中心的电子邮件，通知他该中心和多伦多大学已收回对他的任命，正式的通知将随后寄到。希利左等右等，一直没有收到寄来的正式通知。随后他又两次去信与中心进行交涉，但也没有结果。
发生在希利身上的这件事，让学术界震动了，人们纷纷猜测多伦多大学的行为和它与礼来公司的关系有关。
然而，对于外界的猜测，礼来公司断然否认。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礼来公司从不过问受资助单位的人事安排，公司与希利的任命被收回毫无关系”。瘾患及精神健康中心也否认收回对希利任命和中心与礼来公司的关系有任何联系。中心主任盖芬克尔表示，中心收回对希利的任命是因为希利的观点“非常极端”。盖芬克尔说：“这些观点使希利的许多未来同事感到吃惊，我想将来他在这里不会受到尊敬与支持。”盖芬克尔还表示，中心要确保能让它的病人受到最好的照顾，但希利“极端的观点及令人不能接受的方法论，会使中心的工作受到影响”。但很多精神病学专家却不这样认为。2001年9月5日，包括2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在内的27位世界知名的精神病学家联合发表一份声明，指责多伦多大学及其附属的瘾患及精神健康中心撤回对希利的任命是对学术自由的严重干涉，这种行为玷污了多伦多大学的声誉，损害了瘾患及精神健康中心的名声。他们表示希利并没有说“百忧解”不好，只是说它可能对某些病人会有副作用，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反问：希利的“这种说法哪里极端？”
专家们的声明发表后，加拿大的一份报纸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信中称“希利大夫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学术研究著作。即使对一个以看病为主的医生来说，他的著作也不算多。”
第二天，同一报纸上又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列举了希利曾发表的主要文章。如果希利读过马克·吐温的名篇“竞选州长”，也许他会想起文章最后的一句话：“你忠实的朋友，过去是正派人，现在却成了伪证犯、小偷、拐尸犯、酒疯子、贿赂犯和讹诈犯的马克·吐温。”
无独有“三”
加拿大关于高校学术自由的争论由来已久，“希利事件”已不是第一次了。1999年，加拿大威尔夫大学的终身教授安·克拉克设立了一个关于转基因食品讨论的网站。在网站上，教授开设了一个“转基因警报”栏目，栏目中的文章对转基因食品多有不敬之辞。克拉克教授邀请40名专家为专栏写文章，但只是10人接受了邀请。另外的人说，他们担心会为此付出代价。
克拉克很快就明白了什么叫代价。在她的栏目开办不久，学校通知她，说她的实验室需要搬家。使克拉克感到不安的是，她要搬进的地方是一间多年来一直用来储藏植物种子的房间，屋里面充满了杀虫剂的味道。学校否认让克拉克的搬家决定与她的反转基因食品观点有关。但在过去的10年中，威尔夫大学收到的公司捐款翻了一倍。在克拉克网站开通的1999年至2000年度里，加拿大一家转基因食品公司向学校捐赠了120万加元的研究经费。在克拉克的不懈斗争下，学校最终做出了让步。她搬进了另外的房间，虽然很小，但她不必担心杀虫剂的味道了。
1996年，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南希·奥利维利在儿童医院进行了一项关于治疗地中海贫血症药物的研究，此项研究是由该药的生产厂家赞助的。当奥利维利决定她必须告诉病人该药的副作用时，厂家以她曾签署保密协议为由，威胁要对她采取法律行动。奥利维利随后指责多伦多大学当时正企图从该制药公司获取历史上最大数额的捐款，没有在法律和道义上给她提供帮助。此事在当时曾引起轩然大波，现在仍余波未平。
“象牙之塔”开始倾斜
高等院校一向被人们称为“象牙之塔”，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这里好像是唯一不媚金钱只求真理的世外桃源。
确实，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政府拨款是西方高校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学校的科研活动也主要为政府服务。那时，除了政府部门之外，高校和其他机构之间似乎没有多少联系。但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智力资本”的概念开始在西方盛行，工业化国家开始把高校作为本国产业从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转化的“转化器”，政府极力推动高校和企业的结合，“世外桃源”的大门洞开了。在美国，大学校长成为大跨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已经司空见惯，他们从企业得到的收入通常比从大学中得到的收入更为丰厚。在加拿大，联邦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削减对高校科研的经费资助，把资助的重点转向学校与企业的联合研究项目。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不得不求助于企业，一方面从企业获得捐款，另一方面通过和企业联合从政府获得资助。企业的捐款使高校有更多的资金更新设备、招揽人才；学校的研究帮助企业制造出更多的新产品，为企业赢得了利润，也意味着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了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对高校、企业、社会来说，三者应该相得益彰。但高校接受了企业的捐助，必然要考虑企业的好恶。高校要记得，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利润，而高校还要在道义上对社会负责。但如果研究的结果与企业的利益不符，高校应该怎么办？“象牙之塔”已经开始倾斜了，但需要它倾向何方？(王心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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