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爱过的老歌，你能记得的有几首？……”
这样的一首歌，如今也早已算是老歌了，猜想它一定是出自一个经历过风雨的心灵。真的，每当我们走在街头，就如同穿越人生的一幕幕场景，有相遇，有道别，也有擦肩而过。我们不大可能记住每一个场景里的每一张脸孔，但总有些人和事会慢慢沉淀在心中，像秋风吹送下的花瓣，默默地飞舞、飘落……记忆深处的花瓣，眷恋着我们生命旅程中瞬间的感动。
一九七八年前后的北京电影学院，是在京郊昌平县沙河镇的朱辛庄。我记得一出校门就是一片片的麦田。
校门边的传达室里，有一位老师傅，姓陈。不过，同学中并没有人称呼他“陈师傅”，因为他有一个响亮的外号——“教授”。“教授”不识几个字，据说解放前，他是个拉黄包车的车夫，一辈子也没有娶过媳妇。“教授”的背永久地弯曲着，走起路来总像在小跑，看上去还跟拉着黄包车似的。
当时，我和我的同学们还只是十几、二十来岁的青年，在远离城市的乡下，穷极无聊，爱相互起个外号什么的。不过，“教授”这个绰号是谁起的，并没有人考证过。好在“教授”本人似乎并不生气，每每听到别人这么喊他，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教授一样，冲你微笑着点点头。
那个时候，生活条件还是挺简陋的。一日三餐并不能敞开供应。哪个班要是下课晚了，同学们就只能将就着吃些没有油水的锅底菜了。所以每当听到下课铃响，就好像吹响了冲锋号，学生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奔向食堂，“抢占有利地形”。
这样的一次“战役”里，我于忙乱中忽然看见了“教授”。他应该是早来了，排在一行队伍的前面。几个同学奔进食堂，站到了他的身后。这时，我看见“教授”主动退后几步，让学生们排到了他的前边。又有几个同学走了过来，“教授”又后退几步，站到了他们的后面……
也许除了我，并没有人留意到这一幕：早早到来的“教授”竟成了那排队伍的不变的队尾……
后来我才注意到，每次打饭时，只要“教授”排在前面，他总是会让身后的同学先买。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后来也从没向他提起过这件事。但是我始终记得“教授”微笑着，一次次退后的样子，始终感念于这样一位长者对于晚辈的无言的关照。
上大三时，我和一些同学搬到了操场边的平房宿舍里，跟“教授”成了邻居。一天晚上，学校里又停电了，我们几个同学只好摸黑从自习教室走回寝室。宿舍屋前，我隐约看到一个徘徊的人影，走上前一看，却是“教授”！
认出是我后，“教授”犹豫了一下，为难地告诉我，他的门钥匙找不着了，也许是丢在路上了，可眼下又没有手电。我记起自己好像还有小半截儿蜡烛，忙进屋找出来，拿到外面点亮了，帮着“教授”找起来。
从宿舍到传达室的路刚刚找了一半，那一丁点蜡烛就燃到了头。那个晚上几乎没有月光，随着本就微弱的烛光一点点熄灭，四周陷入了完全的黑暗。我听见“教授”无奈的声音：“算了，找不到了，明天再说吧。”
我听出他很失望，就提议把剩下的路段也摸黑找找。我们几乎是趴在地上，一点点地摸索。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在操场边的灌木丛附近，我的手碰到了一串冰凉的金属。当我把钥匙交到“教授”手里，他忍不住地连声道谢，我却觉得完成了这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呢。
第二天早上，我正准备去食堂吃早饭，“教授”走了进来。他端着一碗豆浆，上面还架了一个大油饼。“我已经吃过了，这是我给你买的，”“教授”对我说，“吃吧，这碗我专门刷了，是干净的。”
我一时不知所措，连忙推托着。“教授”有些着急，一个劲儿地说：“昨晚上多亏你了，我谢谢你，谢谢你。”
这天下午课后，走回宿舍的半路上，忽然听见有人气喘吁吁地叫我，我回头一看，只见“教授”费力地追了过来。到了近前，他不由分说地将拎在手里的一个纸包塞到我怀里。“邓伟，我昨天夜里没睡好觉……”
“不是给您找到钥匙了吗？您怎么还没睡好呢？”我不解地问。“教授”望着我，恳切地说：“我就是想真的好好谢谢你，你看得起我，你那么帮我的忙……”
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不是因为被感激，而是因为被深深感动。我面前的这个朴实的老校工，总是默默地付出爱和关心，却从没有要求过感谢。而当别人给了他微不足道的一点帮助，他竟会如此不安，如此地满怀谢意……
后来，我发现被塞进我手里的纸包，原来是“教授”专门到学校小卖部买的一斤红糖。
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教授”如今还是否健在？但每当我想起他，他就又弯着身子，一路小跑地向我走来。我喊他“教授”时，他仍会微笑地向我点头。让人们感到欣慰的是，生命中感动过我们的人，是不会离开的。他们将驻留在我们记忆的深处，等待着在一个偶然空闲的午后或是某个寂寥的夜晚，涌现出来，与现在的我们相见。（文/邓伟） 照片上的五个人从左到右分别是穆德远、何青、邓伟、智磊、侯咏，都是七八级摄影系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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