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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有关海外留学生生活的报道，似乎都有“报喜不报忧”之嫌，近日读了《人民日报》海外版上鼓励大家说“心里话”的文章，觉得有必要谈谈留学生活的另一面——让人了解，也与人共鸣，且权当作为以前报道的“补遗”。
第一补：将出国之人，大多兴奋。此乃常情，但有时此情比常情大为过分。原因种种，兹举公费几例。一是制装之举，出国必制一套昂贵的西装（由政府出钱），谓之振国人之风尚，尽管实际上此属不必，却实为兴奋剂；其二是出国之际单位各级领导纷纷话别或送行，比上国内研究生隆重数倍，亦属兴奋之剂；再就是公众舆论，有夸张的羡慕，有过分的祝福，有暗地的嫉妒，有无端的流言，凡此种种，作一个消极的平均，那就是：他将要去住洋楼，坐轿车，得学位，还发大财。些时，谓之兴奋剂已嫌不 够，恐怕应称为“翘尾剂”。
第二补：然而，他们的生活，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确实住洋楼，但是，他们住的是尽量廉价的洋楼，在只住一个人的房间里，他们设法住进两个人，甚至挤进三个人。在不住人的起居室或客厅里，他们也尽量安排住人。为了以这种方法降低平摊在每个人身上的房钱，他们得与房东反复辩解，多次交涉。
他们不少人也确实有小轿车，但都是清一色的旧车——只要能开就行。车“病”了，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到修车库。在学开车的同时，他们就不得不开始学修车，原因很显然。
他们的衣食，不必多言，都是最最经济实惠的。尽管也有人宣称他从来不买便宜货，但不少人吃鸡（美国最便宜的肉类）吃得发腻，不少人为了一张coupon跑遍大街小巷。
于是，在发奋读书，名列前茅的同时，他们也变成了“修车专家”、“coupon专家”以及“烹调专家”。这似乎也是额外的收获，但决不是他们的初衷，其中苦味，有谁能解？
尽管如此，他们之中有几位能进入真正的美国人的生活？在美国这个为有钱人而存在的社会，他们不如黑人，不如其他外国人，他们在生活上处于最底层。
第三补：一般留学之人，总要想方设法得到某种形式的经济资助，才可能摆脱既玩命学习又要东奔西跑挣钱交学费的艰难处境。如果资助来自就读学校的教授之手，那么该教授的眼色和神态就成了这些受赐者的第二神经系统所必须迅速反应的重要对象。如果该教授因某种原因而不再“恩赐”，这些可怜的学生就得在系里赶快换香烧，甚至托人向其他教授央告：让我替您干活吧。翻译过来就是：您给我钱吧。即使如此，他们所能得到的也是可怜的一小笔（尽管在不知内情的人的眼中似乎是一大笔）——十 足的廉价劳动力。
对于出来之后还没有联系上学校的自费生，压力就更大了。为了保持学生身份，以免被移民局驱逐出境，他们通常都得在每季度或每学期交出好几百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美元，去注册一个学前英语班。哪怕他们根本就不去，或者没有时间去上那样的英语课。也有人在看透之后，或在实在艰难之际，想激流勇退。但是出国之际的欢送场面和在那样的场合下所受的嘱咐，实在不知道应归为动力还是压力——硬着头皮上吧。
第四补：太太的到来，给丈夫极大的帮助和鼓励。但太太自己也有她们自己的苦恼。尽管在谈及前途之时她们大多会以“上学”作为回答，但实际情况却与这一高雅的回答相去甚远。道理很简单：太太的到来改变或危及了丈夫本来就拮据的经济预算。于是，太太打工就理所应当，势在必行了。
美国的工作确实不是很难找，但能够被打入的几乎都只是美国劳力市场上最低等最廉价的“工种”：餐馆里的招待或清洁工，有钱人家的小孩看管或佣人。同时，雇主的眼色和神态也得是她们这些“劳动者”的第二神经系统所必须迅速反应的重要对象。只有在夜深归来，疲乏地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们才有功夫来想一想：为什么好端端的国家主人不当，偏偏来这里当奴隶？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显而易见，但琢磨一下，又似乎不是那么显而易见。
第五补：在访问期满或学业完成之际，在准备全力为祖国作贡献之前，还得解决和处理一些影响颇大的小事。回国之人往往被视为富翁，手头应该大方自然成了不成文的规定。亲朋好友不必说，昔日的淡淡相交也不能疏忽漏过。当然在这方面的全面考虑不会是归国者自己愿意花大精力的。较明智的人会自动摘下“富翁”大帽。尽管令人扫兴，自己却会轻松许多。
我以前不喜欢这样的人：他把在国外从口中省下来的钱所购置的“大件”深藏家中且叮咛家人切勿张扬。在考其原因探其心理之后，我不禁地生出了同情之心。
补之尾：如果说以前的报道是留学生之“乐”，那么这里的“补遗”所及则是其“苦”。然而，这里的“苦”却使他们得到了另一种“乐”。或许这就是苦与乐的辩证关系。但是对于这样的“乐”，笔者不敢以妄语做出浅薄的定义，还是让这种概念作为一种感觉而存在——心照不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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