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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台湾风云》出版后引起文坛波澜，评论家以“惊喜”、“赞叹”等词语加以赞许。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准称之为“一部具有历史美学品格的力作”。而被称为饱学之士的作者阎延文，在文坛上是位“陌生人”。
阎延文，女，1972年5月生，1997年6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文学博士。文学理论著述甚多。本报记者日前就《台湾风云》采访了她。
记者：《台湾风云》所涉太多太复杂，下决心写这部书应该有很强的动力、有很深厚的积累。必须在数年间完全沉于台湾那段历史风云之中，甚至食不甘味，夜不安寝。是什么使你投入其中的？
阎延文：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承接了《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史》台湾部分的写作，开始了台湾文化史的研究。通过历史资料的钩沉，我似乎走进了另一个时空，我的心灵在一阵阵紧缩；透过历史幽深的隧道，民族命运的悲歌仿佛一块从天而降的滚石，骤然击中了我。1895-1995，台湾割让，整整一百年了！透过百年的时空，我似乎看到民族艰难执著在荆棘中跋涉的足步，听到祖先悲天泣血的浩然叹息。仿佛一粒沉埋百年的种子，在我身体中萌生躁动，渴望生长出精神的花朵。在浓重的亲情和鲜丽的血色面前，一切学术的冷静和理性的思索似乎都不足以支撑。从那时开始，我产生了一种学术之外的创作冲动，力图用小说和影视的形式，穿透历史表象，向世人展示台湾的瑰丽、民族的悲壮和血脉亲情的厚重。我希望透过一连串感人肺腑的故事，一个个可亲可爱的人物，重塑炎黄子孙形象，诠解两岸关系的过去与未来。
记者：中国的青少年，包括祖国大陆和台湾的青少年，在台湾这个主题上，是有许多方面需要补课的。最需要补的一课应该是什么？
阎延文：中国青少年对台湾这段历史的了解本来就少。在文化血脉相连的情感体验上，在对台湾历史切肤之痛的传递上，空白点尤其多。《台湾风云》仅仅是个开始，我希望它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种空白，台湾是我们的手足，是骨肉，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与同胞兄弟共同体验历史之痛，是青少年必不可少的历史课程。
记者：《台湾风云》引起许多中国人，尤其你的同龄人的强烈共鸣。有人“几度掩卷，拍案长叹，无法卒读”，您认为是什么引起了这么多中国人的共鸣？
阎延文：一个在加拿大访学的自然科学教授偶然看到《台湾风云》，凌晨五点发来电子邮件。他说：“我们的民族太需要这样的声音了，没有精神信仰的国度将在新世纪被开除出地球村。”一位台湾诗人听说我创作了这本书，泪水浸润了眼眶，连说：“谢谢你为台湾写了这本书。这段历史是台湾的痛史，台湾人不敢写，日本人不愿写，大陆人再不写，谁来记录历史？”另一位台湾作家表示：“感谢大陆的年轻作家了解我们的悲情和苦难。现在的涉台文艺节目动不动就是美丽富饶。这就像一个美丽少女，别人看到她的美丽，就是艳羡和占有；只有她的母亲才会抚慰她的创伤，慰藉她的灵魂。你这部作品的基调，显示出大陆就是台湾的母亲，她在拥抱我们。”这些话也许能说明这部书引起共鸣的原因。我感到深深的感激。
但我的作品和这种期待还有相当距离。我的笔所以坚硬，因为我身后站着一个山脉般不屈的民族。对华夏民族而言，个人与国家不是单纯的从属关系，而是母子般饱含养育深情和血缘色彩的生命归宿。近代台湾史，展示了最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当中华民族遭受劫难时，她的子民们却没有一个愿意分离出去，而是倔强地担当起拯救的责任，自愿地抛却家园、财产、爱情甚至生命，直面血淋淋的杀戮和残酷的命运。因为他们身上有一根无法挣脱的血缘纽带，更重要的是民族文化所赋予他们的民族灵魂。
记者：《台湾风云》中深刻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吞并台湾的永久性野心。时下，日本又有人以各种方式支持台独势力，而台独分子也时常表现出无耻的亲日嘴脸。这部书站在历史的高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剖析。您是否认为这些对当代仍具有警示意义？
阎延文：我在爬梳历史的同时，也是不断追问着历史。在《台湾风云》的字里行间，我力图用真实的故事，把日本对台湾长久的贪婪欲望与残酷屠戮，以及台湾作为具有区域战略性地位的东海要冲的特殊地位，纳入到近代亚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格局中进行书写。小说《台湾风云》中，从明代丰臣秀吉威胁高山族酋长，派兵船侵略台湾；到琅峤事件日本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再到中法战争日军军舰像幽灵一般潜入台湾海峡观战，并时时窥测中国官场政局，无不力图写出日本侵略野心的历史性。而当1885年，中国清政府在台湾正式建省，倾力加大对台湾开发力度时，日本军界的愤恨恐慌，以及后来的侵台陆军总司令北白川能久的一段话，则构成日本对台野心的正面展示：
北白川亲王微微一笑，不愿再表示什么。他几步走向桌案上的沙盘，拿起指挥棒说：“诸位请看，台湾地处东海要冲，是太平洋的海上枢纽。向南看，南洋诸岛近在咫尺，香港、星加坡犹如踏石；向西，则南部中国富庶腹地在指掌之间，唾手可得。目前，我们已取得琉球，若再占领台湾，则本岛、四国、琉球、台湾连成一线，东亚海上霸权非我大日本帝国莫属。”
伊藤博文站在北白川对面，兴奋地注视着他，忍不住插话：“说得好！这正是天皇陛下登基诏书中的宏伟志愿：‘开拓万里波涛，播国威于四方’！”
也许，这种不加掩饰的攫取欲望，对今天仍有警策作用。
记者：丘逢甲身上所展示的文化人格是台湾广大民众的人格代表和文化、道德趋向。请解释一下这种文化人格。日统50年，这种人格被征服过吗？为什么说台湾的回归是文化的必然？为什么说“只要中华文化还存在，台湾就永远是中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阎延文：在台湾日据五十年，发生了北埔起义、罗福星革命事件、西来庵起义等大小一百多次起义，被日本统治者杀害的台湾人民多达65万。也许是历史的际会，我在小说中写下了这样一段：
日本的血腥政策只激起了台湾人民更大的反抗，在日本侵略台湾的五十年间，台湾共发生了大小一百多次起义，为抗日牺牲的人数多达六十万人。日本曾吹嘘三个月内平定台湾，但台湾在日据的五十年中，从来没有被平定过。
丘逢甲的文化人格，也就是作为中华赤子的台民的性格。这是一种昂扬入世的儒家文化人格和海洋性乐观开朗情调的融合，既富有诗情和浪漫色彩，更坚韧刚烈，对大陆祖国有强烈的归属感和依恋感。日据五十年中，日本统治者使尽一切手段淡化这种民族文化精神，用血腥屠杀和同时进行的“皇民化”运动双重策略，妄图扼杀中华民族情结在台湾的延续。然而，中国人固有的文化人格从来没有被征服过，而且，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被征服。在小说里，我几乎是在情节的自然推动下，写出了北白川受伤将死时与继任司令官、后来担任过台湾第二任总督的乃木希典的一段对话。
北白川摇摇头：“可我们没有占领台湾的人心！而且，永远也占领不了。”他惨然一笑，“在台民心中，中国是当然的祖国，这一点永远无法改变。我们面对的不是有形的敌军，而是一个民族，一条血缘，一部无法更改的历史。你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呢？”
“但亲王殿下不要忘了！”乃木两眼通红，一脸凶相，五官都扭歪了，“历史，是由人来书写的！我们将用铁血政策，把那些不服皇化的台湾人全部杀死；再用怀柔政策去收买汉民中的懦夫……”
不等他说完，北白川又是惨然一笑：“中将阁下，我们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如果只能收买汉民中的懦夫，这还不令人悲哀吗？”
乃木满有信心地扬起头：“我们要想办法，让台湾人把这段历史从他们的记忆中抠掉！我相信，两三代以后，台湾人就会忘记这段历史，把我们大日本帝国当作他们的祖国，甚至当作他们的恩人——”他说着，阴恻恻地笑了两下。
“是吗？但愿如此。”北白川把头疲惫地向后靠，淡然地说，“那就让历史去做证明吧！”
丘逢甲不仅是上个世纪的杰出诗人，也是中国文化最富有光彩的因子。他体现的道德理想和国家情怀，正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需要注入的血液。在台湾陷落、丘逢甲含恨别台后，《台湾风云》小说似乎也该结束了，但我依然无法约束自己的笔，又写到了为拒绝说日本话改日本籍而焚屋内渡的台民；写到了为留下教孩子们说汉话、做汉诗，薪传中华文明之火而拒绝内渡的倩云；写到了病卧故里，弥留前仍要披甲执剑，高喊收复台湾的刘铭传；写到了湘水之滨痛哭死在台湾的兄长，立下变法图强誓愿的谭嗣同……再往后，则写到了年年的台湾沦陷之日，到家乡的“望台亭”挥泪做诗的丘逢甲。
于是便有了暮年丘逢甲和来访青年邹鲁的对话——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身背行囊，匆匆走来，看到望台亭，神情一振。他走上小亭，向逢甲打听着：“请问老伯，东宁才子丘逢甲是住在这里吗？”逢甲回过头，淡然地说：“这里没有什么东宁才子，只有海东遗民。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人们都在传唱他的诗篇，称他是诗界的哥伦布、玛塞德。”青年说，“我特意从千里之外赶来，向他求索写诗作文的诀窍。”
逢甲摇摇头：“写诗没有诀窍，只有一个‘真’字。格律、技巧、语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爱国保乡的忠肝义胆，是诚实纯粹的赤子之心。只有从胸腔中呕出，从血泪中流出，才是真正的诗篇。”
青年听这话一呆，疑惑地问：“您是——？”
逢甲站起身，缓缓地说：
“在下海东遗民，丘逢甲。”
青年激动地走上前，向逢甲深鞠一躬：“您就是丘先生？！先生抗日保台的壮举传遍四海，我早就想慕名求见，向先生学习作诗为人的道理。”
逢甲叹口气：“我本不愿作诗人，而今竟不能不姑且作诗人，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年轻人，要记住：强国保土、统一河山，这本身就是一首真正的大诗篇。这样的大诗，才值得用一生去作呀。”青年深深地点头道：“我一定牢记先生的教诲，为中华之强盛而读书。”
作为小说而言，这一段也许太直白了，但对于我们这个先天看重道德良知，而今天却在面临无可承受之轻的民族而言，丘逢甲淡漠名利而书写家国大诗篇的激情，以血泪生命雕塑文化巨制的大境界；对台湾归属、家国统一泣血呼唤的大怀抱，都让我那样怦然心动，以至难以割舍。
因此，“两岸统一”不是人为的遐想，也不是标语式的政治口号，而是被生生割裂的海峡两岸发自生命本身的呐喊，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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