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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绵延千年的中国封建制度下，“学而优则仕”有久远的传统。从隋唐到清代，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后备人员的科举每年举行，遴选“及第”者充任各级官职。莘莘学子悬梁刺股，为的是一朝峨冠博带，出人头地。用历史的眼光透视科举制度，这种方式有它公平的一面，贫寒之士也有了出将入相的可能。
近几年来，随着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方式拓宽了选贤任能的渠道，一批没有关系和后台的贤能之士脱颖而出，殊为可喜。今天的领导干部“公选”与科举有着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考官”已成趋势，无可厚非，甚至应该为之欢呼。令我感到诧异的是，最近在云南省公开选拔地厅级干部的考试中，高等院校的报名者分外踊跃。其人数之多，竞考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此情此势，值得特别关注。
云南此次“公选”，大胆突破选才范围，特别为非党人士预留了10个职位。这些职位并非闲差，有省高级法院副院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教育厅副厅长等关键岗位。更重要的是，省委组织部规定的报名条件和任职资格对党外人士敞开了大门，改变了以往基本上只能由处级干部竞考的做法，凡具有正高职称或副高职称3年以上者均可报考，具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博士或博士后不受任职条件限制。开放式的规定为学界人士进入官场铺就了阶梯。据报道，当地多所大学的百余名教师和学者参与竞考，高校人士“考官”热情，可见一斑。
大批做学问者不甘寂寞意欲为官，他们的价值取向清晰地映现出时代的烙印。
官本位依然主导着社会的价值观念。在许多学者心目中，做官的好处远甚于做学问。记得十多年前我大学毕业时，校方请一位深孚众望的史学大师一起合影，耄耋之年的老先生是被一辆三轮车运载而来的，颤颤巍巍被学生们搀扶下来，那情景至今难以忘怀。如今轿车多了起来，大学的处长、校长们自也臀底生风，但教授外出讲课有专车伺候的尚属罕见。厅局长的社会地位显然比一介书生显赫得多，受人笑脸簇拥，心中自是格外受用。现实告诉大家，做官获得的物质和心理满足是清贫学者所不能比拟的。
学术堕落和学术腐败消磨着学者们的进取意志。那些埋头书斋数十年而成学界巨擘的大师们星辰般隐去，当年他们漫步走过校园林阴道时，不论相识与否，所有学生都垂手站立道声先生好。现在这样功底深厚的先生又有几位？东拼西凑，买个书号出本谁也不看的书，就能评个教授，严谨治学的风气尚存几何？浮躁而功利的心态在校园里蔓延着，很多人不想栽树却要摘桃子。罢罢，与其与学术一起“腐败”，不如取道官场，倒也潇洒。反正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当官不会差。
党政机构中增加些有专业技术的官员是好事，值得称庆。但从部分学者无心治学、有意从政看来，学术圣地或多或少已现出凋零气象。至少对热衷仕途的学者而言，对厅长局长的憧憬已甚于对大师巨匠的向往。如果学术领地不再能激发出智慧之光，学者们内心深处不再有成为大师的冲动，那就是文化和文化人的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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