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导：廉颇老矣
众所周知，博士乃最高学位，以此类推，博士的老师，也即博士生导师，该为学界之至尊，博士生导师则为学界之最高荣誉，特别在中国博士生导师还成为了一种制度，某位教授成为博士生导师，所有学子一定皆仰慕之至。毋庸质疑博士导师为中国学界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高级专门人才，但是由于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博士生导师队伍却不容乐观。
界外人可能不甚知情，界内则人所共知。由于历史的和现时的种种原因，“博导”队伍的基本状况大约是：
年龄偏大。不少“博导”是靠“论资排辈”搞上去的。年龄结构不合理，已成普遍现象。某高校有一个研究所，在国内颇具名气，7名博导（实际上是6名，因为有1名很早就调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去了，但至今仍保留“工资关系”——调动当时之“约定”，其真实目的，究竟是为了“壮大”队伍，以有利于该单位当时正准备申请什么“博士点”、“科研基地”、“重点学科”、非权威的组织部门难以取证也），其中，64岁以上者，就有4名，空口无凭，出生年月，记录如下，立此存照（制度原因，个人无过，故以英文字母代替姓氏） ：
Y------------76岁（1924年7月）；
L------------67岁（1934年2月）；
X------------65岁（1935年10月）；
N------------64岁（1937年3月）。
身体欠佳。多年坎坷，病魔缠身，有的偶尔住院，有的几次手术，精力不济，值得同情。
不懂外语，历史酿造。除年轻者，一般老博导均望“洋”兴叹：一不能说，二不能写，三不能看。即使是年轻的博导，有的也是外语“不过关”，有口难开。在这方面，理工科“博导”的状况估计要比文科的好些。
知识老化。上述综合性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必然是知识的“老化”。信息社会，知识爆炸，网络技术，推波助澜，年轻者，尚感力不从心，追踪困难，况老年乎？有的恐怕连电脑也没有买；即使买了，有没有时间用？白天“上网”困难，早晨四五点钟能否爬起来浏览网站？速度那么慢，有没有精力去“下载”文件，以供研究之用？……如此这般，“指导”高层次的博士研究生，效果如何？在这方面，理工科“博导”的情形也会比文科的要好。
多为“学术带头人”。上列4人，均为学术带头人。难以想象，那种状态，如何能“带头”搞学问！有一位中年政治学者，学问功底深厚，治学态度严谨，多年以来，专门从事农村问题研究，并在本所“在职”读博士学位，其（关于农村村民自治的）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后来公布结果时，当然也公布了“指导教师”（“博导”）的名字。然而，本所谁人不知，该“博导”没有去过一次农村，也未写过一篇关于农村的论文，在这种情况下，“博导”的“指导”作用如何体现？时下“教授”贬值，被讥为“教授满街走”，那么，倘若这样的人也可以当博导，那可真的要“博导满街走”了。
据界内人士介绍，去年某著名大学的一个80多岁的学界泰斗式的博士生导师，在参加自己学生论文答辩的时候，学生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论文陈述竟然成了他的催眠曲，而答辩委员会的主席和成员则基本都是他的晚生后辈，大家不忍打断他的酣梦，于是在老先生的鼾声中，答辩继续进行。突然老先生梦中惊醒，以为答辩已近尾声，于是一边举起手，一边说了声“表决吧”，答辩委员会众位成员一愣，但大家都举起了手，于是全票通过该学生的博士学位，而此时答辩程序刚过一半。
据悉，南京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导师不久前这样对自己的学生说：“别称我教授，现在的教授一分钱能买好几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对当今“博导遍地”的情形批评道：“如今不管是谁，只要能在北大谋一个教书的位子，就能评上教授，有的还能当上博导。”而在七八十年前，连鲁迅、梁漱溟这样的大学者在北大也只能被聘为“讲师”。
据记者了解，眼下拉关系、送礼，在高校学界评聘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点中颇为盛行。有位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的某著名高校教务处处长私下里对记者说，他们学校成为博士点的某个专业，“是花了20万元买来的”。有位博导评聘的通讯评委拿着一个新款高档手机，告诉记者，这是某高校为了使自己的某学科争取上博士点，而给每一位通讯评委赠送的，这位博导评聘的通讯评委还告诉记者，每次高校在评聘博士点的时候，几乎所有高校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活动，据说南方某高校为了争取博士点，而向有关人士行贿，现在已经被国家教委纪检部门追查。 （王非综）
高校教师大跳槽
虽然教师的收入和住房状况已经得到明显改善，但教师的社会地位与发展知识经济的要求仍然不相适应，仍然有待提高。目前，高校教师队伍仍然不够稳定。调查显示，30．9％的教师有跳槽的打算或想法。进一步统计发现，年轻教师准备跳槽的人更多，45岁以下的教师跳槽的比例（41．4％）明显高于45岁以上的教师比例（17．6％），这说明如何吸引优秀人才、稳定教师队伍，如何留住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是高校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对此，必须对症下药。
调查显示，高校教师打算跳槽的原因，依次为发展机会、收入、住房和职称这4个主要方面，有53．7％的人是因为发展的机会，52．8％的人是因为收入，33．9％的人是因为住房，11．6％的人是因为职称的问题。进一步比较分析发现，45岁以上的教师，将发展机会视为第一位考虑的因素，然后依次是收入、住房和职称，而45岁以下的教师跳槽时，第一位考虑的因素仍然是收入，其次才是发展机会、住房和职称。可见青年教师的经济压力更大，在影响教师择业的因素中，是否有良好的发展机会，成为教师尤其是高学历的优秀教师的首选，是十分值得认识的。这说明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不仅要继续在收入、住房等"硬件"上狠下工夫，还必须重视更新和改善"软件"，打破陈规陋习，通过制度创新，鼓励冒尖，鼓励创新，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创造、发展，脱颖而出的环境。
总之，高校教师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仅只是一种社会理念，即对于教师的尊重，而必须切实落实到改善和提高教师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上。高校密集的北京地区，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北京市如何发挥高校的知识优势，如何稳定和提高师资队伍，建造具有吸引力的人才高地，仍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种差距将成为进一步深化高校改革的现实契机。 (南收)
膳食科长也当博导？
《瞭望》周刊载文报道，江苏某高校的膳食科长也在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
膳食科长管的是学校的餐饮食宿，他要做的工作，就是保障学校师生员工的膳食供应卫生、充足和及时；博士生导师则是指导博士生学习研究的教职。如果说两者都是学校员工，也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它们的内在区别是由其工作性质和内容完全不同决定的。一个称职的膳食科长，并不等于就是一个好的教师，更不等于能当一个博士生导师。让膳食科长申报博士生导师，相当于让猫参评游泳选手、让狗参评爬树能手一样的荒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荒唐事呢？我看直接的原因是“博导”一职有利可途，而根本原因则是现行高校管理体制中将非教学人员的管理混同于教学人员的管理。
由于“博导”较高的声誉和社会经济地位，一些本不是教师的人也想竭力往“博导”队伍里钻。不过，如果高校对“博导”的评聘管理严格，无论业外人士怎么想混个“博导”，都是没门的。膳食科长名列申报“博导”名单，实际上表明，作为专业技术职务的“博导”，评聘条件把关不严。
这些年来，随着国家对高素质人才需求量的大幅增长，各高校扩大招生规模，希望“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但受传统高校管理体制的影响，各高校在对内部人员的管理中，不是按照国际惯例将专业技术人员和非专业技术人员分别管理，而是合二为一。这就为诸如膳食科长申报“博导”提供了管理制度上的缺口。
在一些高校，还存在这么一个怪圈：一个人只要评上了高级职称或者聘上了高级职务，他的工资上去了，各项待遇也解决了，但却再也不用为教学操心。真正在教学一线的，是年轻人。于是，高级职称和职务的申报评比，逐渐脱离了衡量一个人知识学术水平的标准，转而成了解决个人待遇的标尺。到这种地步，膳食科长申报“博导”的情形，就不难理解了。
让与教学科研无关的膳食科长参与申报博导，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教师素质下滑的严酷现状和高校人员管理的不合理。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改革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特别是要将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非教学科研岗位人员的管理严格区分开来，堵死非专业人员评聘专业技术职务和进入专业岗位的门路。如果任由非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职称的局面发展下去，今天你让膳食科长申报了“博导”，明天他就可以让总务主任、保卫处长当教授。长此以往，高校将不再是高校，转而沦落为三教九流汇集的江湖。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如果膳食科长们也可以做“博导”，中国高校的教育质量还有指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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