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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热点话题甚多，其中的两个是高考和户口，而且它们之间还有复杂的联系。
高考一事，照例发生在“黑色七月”，而此前此后，有两项有关户口的新闻引人注目，其一是5月时有媒体披露，北京近郊区县的某些小城镇实行了一种类似于“投资移民”的政策，外地人只需购买一套住房，加上若干投资，就可以获得该城镇的户口；其二是8月3日，北京市审议通过了《北京市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条例》，其中则规定，长期在本市经营并有较大贡献的私营企业的负责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及其配偶和一名未成年子女可以办理本市常住户口，不受进京指标的限制。
其实北京近郊小城镇的“投资移民”政策已经实行了几年，之所以在今年的5月被媒体重新提起，是因为记者发现，为了户口而投资、置业的外地人，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获得北京户口之后，能以北京考生的身份参加高考，以增加考上大学或考上好大学的机会。北京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普遍低于其它地区，早已不是秘密，所以家长的决定也不证明他们有什么先见之明，不过说明他们不愧是做生意的，投入、产出，算得比较精细而已。当然后来的事实加倍证明了他们的精明，因为今年北京的录取分数线与外地的差距，比往年更大。
考同一张卷子，却有相差悬殊的录取分数，当然就会被指为不平等，网上就有无数外地网民对这样的政策和沾了这政策光的北京人牢牢骚骚。当然也有北京人牵强地发言辩解，比如说北京考生考分虽低，素质却高等等。但这样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所以也就堵不住别人的不满。
这样的不满再和小城镇户口问题搅到一处，就让人生出更深层的不满——考生间的不公，是教育政策的不公所致，但只要有钱，能绕过政策的不公，花钱买来与北京人之间受教育权利的平等。这样一来，考生之间的不平等就已经不仅限于地区之间的差异，还加入了有钱和没钱之间的不公，更让没钱“买”得北京户口的外地人不满。
类似的不满再深入一步，就深入到了公民权利的问题。按照教育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现在这种统一高考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让所有的考生都能在公平、透明的环境下展开竞争。但结果却是考试公平了，录取却不公平，于是有些人的受教育权利就受到了侵害。
高考录取分数不同造成的不平等并非始自今年，但这么明确地从受教育权利的角度进行讨论，大约还是第一次。人民对于民主和权利的认识确实有了实在的提高。
而关于公民权利的下一个问题，就直指已经实行了近半个世纪的户籍制度。北京市关于私营企业主可以获得北京市户口的条例颁布之后，照例又是讨论，而讨论的核心，除了展望这政策将给北京经济发展带来的前景之外，是对户籍制度的质疑。而质疑到深处的时候，触及的又是公民权利。
北京是典型的移民城市，真正的“土著”居民并不算多，就连王朔那样撇着一口京腔的“顽主”，其父辈也是“外地进京人员”。如果我们细心点数一下，会发现“外地人”已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北京户口而成为“正牌”的北京人，比如大学或研究生毕业留京工作、干部调京、特殊人才引进等等。不过再对这些进京条件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获得北京户口的先决条件，是先要获得某种特殊的身份，比如某级学历、某层官阶、某种技能等等。现在有钱也成了一种身份，所以也获得了成为北京市民的资格。北京是首都，北京有更多的机会，人往高处走，就都想走到北京来。而通常“高处”都小，所以就得设置进入的门槛，这点无可置疑，但区别在于这门槛的标准是什么，从目前的政策来看，现行的门槛是特殊的身份，这和公民的普遍权利原则显然相悖。私营企业主在北京经营三年就能获得北京户口，那么民工在北京务工几年才能获得？又是为什么？如果有人这么问起来，还真是不好回答。有专家在回答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时，干脆地回答：取消。其依据就在于：是否进入北京，是每个公民都有权利选择的自由，而能否在北京“混”下去，才是北京的门槛。
无论是围绕高考还是围绕户口，仿佛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但这并不说明今天的政策比过去更不尊重公民的权利，而恰恰是在存在多年的问题受到重视且正在寻求解决之道的时候，这样的问题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意识，证明着社会与人们的观念一同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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