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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命中注定得离家远游。18岁那年，我离开北方的一个小村庄，只身赴上海求学。27岁的时候，已经成为母亲的我又离开出生不到一年的孩子，前往瑞典留学。
经过9个多小时的飞行，终于进入瑞典境内。高空望下去，只有绿绿的森林，蓝蓝的湖水。森林，绿得严肃。湖水，蓝得神秘。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暴雨中，飞机降落在斯德哥尔摩阿兰德机场。出了机场，推着行李，站了一会儿，马上看到一个高个儿男子在注视我。我意识到，这就是来接我的———未来的上司了。“嗨！”他走过来，脸上带着微笑，朝我伸出手来。“欢迎你的到来！”握过手，我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是我呢？”这是我在飞机上一直担忧的问题。我们互不认识，怎样找到对方呢？他会像中国人那样高举一个大牌子吗？这时他说：“你的行李。”原来，我忘了，丈夫在所有托运行李上，铺天盖地，用英文贴满了我的名字。这时，我看清他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人，看上去只有三十出头，黄发，蓝眼，高鼻。笑起来很可爱，像个大孩子。这就是通信联系已久的理查德了。
车子行驶在公路上。寒暄过后，不再说什么。当时，主要是英语不够好。虽没有什么大的障碍，但不知该如何引起话题。在上海时虽参加过各种国际英语考试，却从来不曾有机会使用。甚至从未与外宾打过招呼。纸上谈兵与真刀实枪，到底还有不少差距。比方说，在回答“是”与“不是”时，老是反应不过来。因为英语习惯和汉语习惯在某些时候，正好相反。这种语言上的尴尬，直到半年以后，才有所好转。
车子快要进城了，理查德问我，是去寓所，还是去实验室？我犹豫了一下，说：“先去实验室吧！事实上，心里很期望他能像中国人那样，跟我客气一下：是不是大累了？还是明天再去吧？然而这下我只好自作自受。他很爽快地说：“那就听你的，去实验室。”
对于我，已是深夜时间了，真的很累。却也只好强打精神，听他介绍一间间实验室，跟一个个同事们见面。握手，寒暄。实验室很大，我却什么也没有记住。
最后，车子总算把我送到住处。一幢三层小楼的顶层。一进门，精神为之一振：真漂亮。宽敞的客厅里，地板闪着亮光。白色茶几上，是粉色的烛台和蜡烛。墙上，居然还挂着一幅精美的剪纸画。沙发后面，是一排绿色植物，使房间顿时春意盎然。理查德又带我看了卧室、厨房、贮藏室……问我：“你觉得还可以吗？”我说：“比我原来的住所好多了。”心里说的却是：“这简直是太奢侈了。”理查德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打瑞典克朗，说：“这个你先拿着用，等发了工资再还我。”又摸出一张收据，我签了字，然后，又领我看商店在哪儿，车站在何处……最后，我说：“非常感谢！我已经花掉你很长时间了。”他说：“是的。现在，我必须得去接孩子了。”说完，他匆匆离去。
看着我的瑞典住所，心里感慨万千。这就是瑞典！物质高度发达，“武装到了牙齿”的瑞典！住所不但电器一应俱全，酒具和餐具，甚至都各有好几套。贮藏室里，甚至还有许多从未拆封的陶瓷壁画和一台相机。
折腾了十几个小时，虽然精疲力尽，却反而睡不着了。于是，拿出飞机上写了一半的信，接着往下写。
本文选自《离家出行———留学生活纪实》，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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