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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山东曹县一中的一位老师上街买菜，他胸前的校徽暴露了自己的身份，结果引来周围买菜人的一片奚落：“你们在校误人子弟也就罢了，还好意思戴校徽出来丢人现眼？”
这事发生在5年前，“曹县一中”的校徽成了老师们耻辱的象征。也在这一年，汪洪祥担纲起一中校长的重任，使这所当年高考升学率滑落到全菏泽地区倒数第二的中学，3年后一跃为全地区高考升学率的正数第一。很久以来从老师们胸前消逝的校徽，从此又出现在每个抬头挺胸的老师胸前。
对此，校长汪洪祥满腹苦衷：“现行的教育体制，一个学校升学率的高低，决定其在社会上地位的高低。不围着高考指挥棒转，首先家长不干，学生不干，教育管理部门干吗？你这个学校千好万好，但就是升学率不高，谁能答应我们？”
曹县一中高考替考事件见诸媒体后，该校一位高三班主任泪水涟涟地接受记者采访：“我们也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高考指挥棒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学生做一道题，我们要做三道题。我们每天早上6点多就来学校，晚上等学生自习结束才回去。我们的辛苦有谁理解？社会怎么评价我们的工作？还不是看你班上考上多少大学生？”
某位中学校长说得更干脆：“办学办学，第一位是分，第二位是钱，而升学率是王。升学率高了，学生才多，学生多了，学校的收入才能增加。”
曹县一中党委书记指着学校正在建设的教学楼说：“这楼，还有教师宿舍，都是靠学生学费盖起来的。”
这在全国已不是什么秘密：老师的收入与高考成绩紧密挂钩。曹县一中的做法是，学校根据县里制订的指标，平分到个班，超出指标的部分，每个奖励100元到300元不等。去年，超额任务最多的老师领到万把元奖金，少的也领到2000多元。而该校普通老师的月收入仅700元左右。
老师的职称评定也和高考升学率紧密挂钩。“这是一个硬指标，只要你的班升学率高，你就是高级教师。”汪校长说，“一个班，班上考上大学的学生越多，班主任就越有地位。”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指出，对经济落后地区来说，高考升学率已成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考上的学生越多，地方官越有面子。而教育部门的领导也能因此得到擢升。
就是为这个魂牵梦绕的升学率，多少学校八仙过海，使出各种高招，办复读班就是其中之一。据山东省调查组提供的数字，曹县一中今年复读班共有1711人，比应届生多出近700人。而校长汪洪祥实话实说：“学校办复读班，收费并不高，一般是根据去年的高考成绩，离分数线越近的，收费越低。学校办复读班，从经济效益上算，甚至还赔本。学校图的就是每年复读班能多考上几个大学生，给学校争点面子。”
也是为这个梦绕魂牵的升学率，于是，出现了曹县一中高考严重替考事件。然而，曹县一中替考果真只是个别事件吗？自从本报披露该事件后，无论是网上，还是记者接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或电话，所有的信息汇成一个声音：替考事件不仅仅曹县存在，也不仅仅山东存在，媒体的报道仅仅是很少一部分。
一位教育专家大声疾呼：现在真该认真反思一下高考制度了！
某高校教师曾就舞弊问题在学生中做过调查，结果让他瞠目结舌：“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在参加中考前，老师公然在班上传授舞弊技巧，美其名曰为了母校名誉。”
山东省教育厅一位领导说：“目前的现实是：表面上，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实际上，应试教育扎扎实实。”
曹县一中的老师痛定思痛：“我们也想搞素质教育，但怎么搞？曾经有家长托关系把孩子从城里转到我们这儿来上学。家长说，就是怕城里学校搞素质教育教唱歌跳舞耽误了孩子学习。”
一位地理教师说：“自从高考取消地理后，我真是轻松多了。现在，我可以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讲我们县规划应该怎样布局，我们这里适合种什么作物，这些知识比较实用。要是在以前，哪有时间给学生讲这些？”
“如果哪一天不再围着高考转，我要买这么一大挂鞭炮，”一个数学老师张开双臂比划着，“然后带着学生们放鞭炮，我还要和他们一起跳舞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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