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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在世界文学之林也占有一席之地。阿Q已经成了举世闻名的“典型人物”。在我国，几乎连小学生都知道阿Q，“阿Q精神”更是家喻户晓。
可以说，“阿Q精神”成了我国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说每个人都是阿Q，但是每个人都可能有过“阿Q精神”。在某些情况下，“阿Q精神”可以起到减轻心理压力，保持心理平衡的积极作用。譬如，阿Q挨了别人的打，自言自语骂一声“儿子打老子”，他怒气发泄了，心理平衡了，不再感到痛苦了。假如他不骂那一声，而是把怒气闷在心中，那迟早要“憋”出病来。我想，阿Q若不是“闹革命”抓去杀头，他肯定可以高寿。
细推起来，“阿Q精神”并非中国专利，外国也有“阿Q精神”。如美国总统林肯，他的“阿Q精神”就十分典型。一次，有位议员当众羞辱了林肯，他回家后，气得饭也吃不下，于是摊开信纸，给那位议员写了一封长信，用非常尖刻的语言将对方骂了个狗血淋头，然后美滋滋地上床睡大觉。第二天一早，林肯部下要替他把信发出，他却将信撕了。部下不解，林肯笑着解释。“我在写信过程中已经出了气，何必把它寄出去？”
美国总统如此，市民亦不例外。有位名叫约翰的公民，深夜接到一个不相识女人的电话。那女人对他说，“丈夫有了外遇，不体贴她，经常整夜不归。她感到很苦恼。约翰问：“你为什么不和他离婚？”那女人回答：“我舍不得离开他，希望他能回心转意。”“那你为什么跟我说？我又不认识你。”“我就是要让不认识的人听我倾诉苦衷，熟人听了反而会惹麻烦。说完了我心里就舒坦了。”因此，近年美国兴起了“诉苦电话”，让那些心中有苦没处说的“美国阿Q”们有个发泄感情的地方。据说，“诉苦电话”生意兴隆，赚了不少美钞。
俄国作家契诃夫不但自己有“阿Q精神”，而且极力将他的“阿Q精神”灌输给读者，让广大市民们在不幸降临时，以“阿O精神”来安慰自己、以求得心理平衡。契诃夫曾经写过一篇题为《生活是美好的》文章，其“腔调”和阿Q的“儿子打老子”有异曲同工之妙。请看这段文字：“要是火柴在你的衣袋里燃烧起来了，那你应当高兴，而已要感谢上苍，多亏你的衣袋不是火药库。要是手指头扎了一根刺，那你应当高兴，挺好，多亏这根刺不是扎在眼睛里。要是有穷亲戚到别墅来找你，那你不要脸色发白，而要喜洋洋地叫道：挺好，幸亏来的不是警察……依此类推，朋友，照着我的劝告去做吧，你的生活会欢乐无穷！”细读并回味以上文字，我们便会感到。契诃夫的这套“理论”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如出一辙。
在法国，有一门新兴职业，叫做“陪话女郎”，也是“阿Q精神”在国外的派生物。顾名思义，“陪话女郎”即专门陪你说话，你心中不管有什么“苦水”，尽管往她身上“倾泄”，她会笑纳，照单全收，全无半丝恼怒。同时，“陪话女郎”还能为你排忧解难，说些好听的话给你解闷，一切为了客户身心健康。他们的劳酬是以小时计费，你另给小费她也乐意收下。法国的孤独老人，以及“有闲阶层”的贵夫人之类，就喜欢找“陪话女郎”聊天，前者寻求慰藉，后者意在发泄。他们倾谈心中的苦闷，痛诉人生的不幸。陪话女郎一边认真聆听顾主的“投诉”，一边察颜观色投其所好说一些对方爱听的语言，直到顾主心满意足这才离去。顾主消了气，陪话女郎得了利，皆大欢喜。
最聪明的要数东洋日本人，他们不但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就连运用“阿Q精神”也别有新招。以上列举的几个国家，其“阿Q精神”仅仅用在消除心中怒气求得心理平衡这个层次上面，而日本人却棋高一筹，他们“变废为宝”，用“阿Q精神”来推动生产，提高工效，这就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了。
日本的有识之士领悟到：在错综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上下级长期相处，难免产生矛盾，如工厂的工人和厂长，机关的职员和董事长。有时，下级受了上级的气，只敢怒而不敢言，心理上感到压抑。如果不及时将“压抑”释放出来，将会产生负效应，甚至破坏作用，不利于工作或生产，激化上下级矛盾。于是，头脑精明的厂长和董事长便想出一着高招：将自己的形象做成橡皮模具，大小高矮面部五官和自己一模一样，把模具置于一间“出气室”内。凡心中有气没处发泄的工人或职员，都可以到“出气室”对你上司的模具拳打脚踢，大声怒骂，将你的怨气、怒气统统爆发出来。出了气，心理平衡了，工作效益自然提高。有家工厂作了统计：自从设立了“出气室”之后，该厂的生产效率比原先提高了7．9％，真是受益匪浅。
为此，我们得出结论：“阿Q精神”并非坏事，它内含科学性。对于心理失控的人来说，它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获得自我安慰自我解脱，不至于因心理压力得不到正确疏导而做出失去理智，譬如打人、毁物甚至杀人、放火或者自杀之类的偏激行为。如今，“阿Q精神”已经走出了中国国界，成了“国际通行”的医治心理疾病的辅助手段，在治疗人类心理失衡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再“孤芳自赏”了。
我们对“阿Q精神”这一宝贵的“国有资产”，应当好好利用和开发，使其在治疗心理疾病，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方面，充分地发挥它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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