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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正流行着一种“传染病”，叫做出国热，是个人都想找个借口出去混一混，就好像外边可以白吃饭不要钱似的。而我也因为凡事儿都爱凑个热闹，正好认识了个朋友是贩卖澳洲签证的，而且对我说如果我买可以打八五折，便也一时被鬼迷了心窍，不顾亲友劝阻只管卖了家当，急急飞向了那个八杆子打不着的国家。事到如今只能解释为，也许我命中注定了要在澳洲有一次牢狱之灾，就像俗话常说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不然我怎么会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跑到那么个地方去坐牢呢！
事情的起因是我在澳洲认识了一个叫李红兵的上海人。我去的地方在澳洲偏远的北昆士兰省，城市的英文名字叫Cairns，翻译成中文叫凯恩兹。这儿景色的迷人是没说的，因为一年到头阳光普照，海滩上放眼皆是赤身露体晒日光浴的人们，这其中有许多是婀娜多姿的女人。但是惟一美中不足的是这地方太偏僻，不管离着悉尼还是堪培拉都有上千里地，一年到头很少能碰见几个中国人。有时候人在异乡，特别是在那种别人说什么你听着都瞪眼的地方，每天巴望的就是能碰上个会说你所习惯的语言的人，时间越久这种巴望便越强烈。因此当我在这里偶然邂逅了李红兵，一听此人说起话来竟然带着阿拉阿拉的上海腔，透着说不出的熟悉和亲切，我急不可待地将他认做了老乡，没说几句话便与其称兄道弟起来。
据这个李红兵自己说他来凯恩兹比我早一年，而其模样看上去也的确像是出道比我早，他不仅对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而且就连本地土话也都会说个八九不离十。虽然他来得比我早，可是混得却连我都不如。这事儿谁也不怪要怪只怪他自己。上海人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越穷越怕人瞧不起自己，哪怕衬衣后面破着许多窟窿，前面也要打条有名有姓的好领带。他跟我一样是到这儿来打工的，却从早到晚把自己拾掇得油头粉面，穿着从上海带来的名牌西装革履，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人家请他来做客的。这使得他不论到什么地方去求职，都被人家老板误认做日本或韩国客商，以为送上门来一桩好买卖，点头哈腰阿谀奉承着要跟他谈生意。因而每当他吞吞吐吐说明真实来意后，都会令对方觉得受到了戏弄，气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就这样他在凯恩兹都已经一年了，却连一份像样的工作也没找到，吃的基本上都是从家里带来的老本儿，到认识我时他连这点儿老本儿也吃完了。而我最后倒霉也正是受了他的穷困潦倒的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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